张英 方冠男

一

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创作的话剧《魁阁时代》，是一部以魁阁时代中的费孝通为叙事焦点、同时牵连出了云南乃至于中国社会学精神的话剧作品。

作品的故事脉络颇为明了，由于日军频繁轰炸，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被迫转移到了昆明呈贡的魁星阁——在这里，费、陶诸君遇到了一系列在书本上未曾记录、但是在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了的难以裁量的案子，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桩发生在乡村的“通奸案”。

案件的内容非常典型，即奸夫淫妇通奸，但是审判案件的过程却耐人寻味：按照乡村宗法，自然是通奸者有罪，而捉奸者无罪，不过按照其时的“法律”，通奸者虽然有违道德却并未违法，但是捉奸者出于愤怒从而痛殴通奸者，却实实在在地犯了法。因此在这一案件中，乡村社会的宗法与现代社会的法律产生了对立性的法理冲突，如何裁定这一案子，既关乎法理学本身，更关涉着“乡土中国”这一更为宏大的命题。

随着情节的展开，更多的类似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在这一案件中，如何看待代表着“绅”这一阶层的“地主”？一方面，他们固然是社会中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维系了传统乡村最基本的运行秩序，从通奸案中乡绅的裁决比法律的裁决更得民心即可见一斑。再比如，如何裁定乡土中国里的“匪”这一群体？尽管“匪”是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以武犯禁的一类群体，但他们在犯禁的同时，也参与了传统中国基层秩序的构建，换言之，在主流官僚秩序无法下沉到的底层社会中，“匪”反而能够建立起道统以外的另一种“道”。

于是，从通奸案开始，一组复杂的“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便形成了，“官、绅、匪、民”构成了这一社会结构的运行要件，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必然要正视这一乡土社会结构的客观存在，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必然要拥抱现代文明，于是这一社会结构必然也要继续发展、进阶变革。可如何发展，又如何变革，从乡土中国的起点出发，我们又如何走向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剧中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也是萦绕在剧中学者、更是今日学者心中的重要问题。

当这样的命题在剧中被提出、被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话剧《魁阁时代》不仅仅是在演一段关于魁阁学人的故事，其内涵更是指向了深刻的社会学精神，昭示着中国社会学之专业学科建设的根基及其根本追求：从实践调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现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赜中国发展的道路。

二

当《魁阁时代》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长区间表现出了上述追求的时候，学术的精神便如河流一般自然地流淌出来了。当此时，所有在场的观众，只要他/她敬畏无涯的学海和学问的殿堂，便一定会心头温润、眼含热泪，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情感叫“陶冶”。与此同时，这种“陶冶”不仅作用于观众，更作用于参加扮演的演员——当表演者走上舞台，进入规定情境，他们似乎完成了与前辈圣哲的人格组接，人格向度的组接会带来行为向度的影响，于是《魁阁时代》“陶冶”的持久性尤为显著，具体体现为：

一、对于社会学人群体的人格培养。从《魁阁时代》这一剧目来说，它的存在理由是社会学，因其本身就是一部社会学人创作给社会学的“情书”：通过“乡土中国”这一词汇作为贯穿理念，虽以费孝通为核心人物，展示的却是中国社会学建设内生性的驱动力。从这个维度来看，当社会学人群体面对这一戏剧文本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剧作中那些脚踏实地的沉着、针锋相对的辩难、不忘根本的良知和面向未来的情怀，他们人格深处的责任感被自然而然地唤醒，一种人格意义上的共鸣随之产生。这既作用于观众，更作用于创演者，《魁阁时代》的剧组成员几经迭代，其中每一次迭代，都像是一种学术人格的传承——传承的最初来源，是费孝通、陶云逵等学人前辈，而传承的未来，则如浩渺河川，连绵不绝……就在这样的代代相继中，一段属于社会学的历史和寓言被反复书写和强化，最终，会沉淀在这一学科的集体人格深处。

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启悟。《魁阁时代》是一部以社会学学者群为描述对象的话剧作品，如果仅限于此的话，它也只不过是一部小众作品，但是事实证明，《魁阁时代》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因社会学人亦属于知识分子人群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学学者群体日思夜想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同样关切的重大命题，因此，费孝通等人的对话、思考、辩难、实践，这些行动也同样触动乃至于启悟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抗战离乱中虽居陋室却由此更能体会生命苦难和民族危亡的魁阁学人群体，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心灵及人格的一部分。正基于此，《魁阁时代》足以走出社会学的学术圈，进入中国知识界的人格场。

三、对于“人”本身的人格强化。如同费孝通关注的是完整且立体的乡土中国一般，《魁阁时代》的关注对象也是完整而立体的，它不限于社会学人群体，也不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剧中还为我们展示了官、绅、民、匪等不同身份，其实质是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社会模型，包含了总体意义上的“人”的总和，从而形构了“社会”。现代中国的道路要靠谁来走？构建未来的探索要靠谁来实现？仅靠学人群体是不够的。究其根本来说，传统中国的“士志于道”终归是少数人的特权（尽管表现为责任与担当，但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而要走出真正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则要依靠整个社会的群体性力量，于是这就引向了更大范围的群体人格——即“人”本身的集体人格强化，学术传承、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最终是落实到群体的多数人，而非个体的少数人。从这一点看，《魁阁时代》具备了启悟群体人格的艺术潜力。

三

《魁阁时代》是一部思辨剧，它思辨的不仅是专业建设和人格培养，还关涉着更为宏大的命题，即国家发展。有意思的是，《魁阁时代》并没有单纯为了歌颂费孝通以及社会学、从而只选择了一种国家发展的路径进行表述，剧中的“思辨”极具意蕴，思辨，意味着不同观念的讨论与交锋，而这些不同观念，就是不同角度的国家发展观。

首先，当然是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从乡土中国的实际情形出发的发展观。对此，剧中的表述是：正视乡土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改造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官、吏、绅、民乃至于匪进行改造，将官吏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将地方乡绅改造为地方的民意代表，以此推动中国从前现代迈入现代，进而实现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升维。

其次，则是以与陶云逵发生激烈论争的许烺光为代表的西化发展观。许烺光以一种否弃乡土糟粕的态度表明，西化是中国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经之路，尽管在此过程中会付出代价，但那也是必要的代价。这当然是一种激进式的发展路径，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所认定的“发展—代价”路径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再者，还有以质疑过官绅阶层、也挑战过士绅阶层的联大青年为代表的革命发展观。如果说，许烺光的态度是激进地以西化作为国家发展观，联大青年则是旗帜鲜明地以革命作为国家发展观，在剧中，联大青年态度明确地对费孝通的地主阶层论提出质疑，认为阶层不能代替阶级，而只有通过打碎一个旧中国的方式，才能彻底重建一个新中国。

于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辩论就此开启了——可以说，作品的一开始就是辩论，到了终局，依然如此。事实上，对于创作者而言，辩论的过程也许比辩论的结论更有深意，如果将讨论作为戏剧动作的基本框架，这一并未得出明确答案的讨论预示着《魁阁时代》的戏剧行动并未终结。未终结的行动和未明确的结论，正形成了一个隐喻，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正道在途中，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未来，也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未来，行动并未终止于舞台，而是延续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未来正徐徐展开，如同这一尚未完成的戏剧动作一样。

或许这也正是中国发展道路——国家发展观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