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小继

《孤鸿》（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系老铁路人、建水籍作家王福永“滇越铁路三部曲”（长篇小说）之二，是《嬗变》的姊妹篇。全书以主人公王诚如在米轨铁路阿迷分局及昆明分局的遭遇为主线，深情地叙写了主人公由蒙自电务段和阿迷分局党校、党办的优秀干部到改制转轨后的遭受波折再到多年后看淡世情、转向编撰和研究的系列际遇，串联起了30年左右的滇越米轨铁路和铁路人的发展历程与奋斗史，可谓是滇越铁路史的形象构建之作。

众所周知，为某人、某事或某物作史，既需要相关的历史事实、历史细节，也需要相关的历史回忆、历史胆识，当然，更好的作品还需要深刻的历史洞见及隐藏其中的历史发展趋势预测。

从滇越铁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条让国人爱恨交织的云南乃至西部地区第一条铁路，既被认为是云南和清政府的耻辱——是中法战争后丧权辱国条约的产物，也是不平等或近乎掠夺式贸易的产物——借助该大通道，云南的锡、磷等诸多矿产与地方特产被低价购走，众多县市又变成了西方国家工业品的倾销地。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云南的现代化，帮助云南人走向大海和国外——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抗战时期的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机关到云南，也不会有现今引以为傲的西南联大。抗战期间，也同样遭逢了被日本飞机轰炸和自然坍塌而至运量逐年减少、拆毁铁轨的命运。抗战前期居功至伟，后期却无法再发挥其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风云波谲云诡，而这条铁路也命运多舛，直到近年来才迎来了新的生机。

小说主人公对铁路的情感已经成为了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包括阿迷分局政工干部郝卿明、佟文利、马公安、栗莉、赵向南、张山明，盘溪、蒙自电务段的李文荣、苏磊和迷哈地车站的杨民海，还是干部家属小黄等，都对铁路充满了感情。他们作为铁路人自觉地做好本职工作，主动把命运和铁路联系在一起；在铁路改革开放、撤转并销的趋势面前，没有机械地被动应付，而是极力适应、放平姿态，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服从领导、服从指挥，发扬了“铁道人”（铁道兵）的精神。

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作家编织出了一部亲历者的个人史和集体史。作为对抗遗忘和压力的铁路书写，《孤鸿》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努力记录下了昆明局开远分局（阿迷分局）下辖的滇越铁路几十年内的历史。作为一条百年铁路，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无可避免。但最害怕的是遗忘，当它不被需要之时，也许就是死亡之日。作家借助为其立传、写史的方式，来努力留下一些痕迹。又提醒后来者，作为云南铁路乃至全国铁路的“祖先”，在当下申遗的关口，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它的文化，挖掘出它的价值，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孤鸿》为平凡的滇越铁路工人立传。主人公王诚如及其周围的工人，作为改革的亲历者，无论承受了怎样的苦痛、遭受了何等的不公，都不是消极守候和等待，而是积极努力、想办法，帮助铁路分局和工人群体走出困境。他们在工作中结下的情谊，显然也是作家最为看重的。即便到了省城生活，依然不忘初心、不忘当年的情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正义、友谊和共同目标来努力。所以，到水塘车站看望王诚如（尽管王闭门不见），到鸡街把29号机车头运到铁路博物馆展览，以及多种经营（打开围墙做生意），都有着深深的历史印迹。

“孤鸿”之“孤”在于作家塑造了为数不多、难有应和的先行者形象。譬如局党委书记郝明卿、譬如王诚如，其做事基于民众立场，做人讲原则党性又豪爽仗义，在职时容易得到肯定和推崇。一旦失势或不在其位，就容易遭到别人诬告、陷害、攻讦、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由于步子迈得快、改革力度大，也就难免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孤”就注定是这些不容易被理解甚至成为被打击对象的先行者所要承受的代价。作为个人史，他/她确实可能存在于任何触及利益的改革环境与场合中。

郁达夫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孤鸿》一书，就弥漫着作者个人的强烈味道。这是指作家在主人公身上用力甚大、用情极深，甚至可以说，主人公就是作家的化身。他天资聪明、好学肯思、对米轨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又点子多、重义气、好交往，既有人缘、懂人情世故，是同事朋友亲戚的军师，又有能干、敢闯敢想敢为的一面，被赋予了路政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的角色。他的每一次职务变迁，都与机构改革、调整或肩负重任相关。而到了最高点（即小说中阿迷分局撤并后的副处长），就让他因为贪污5500元（或为分配不均衡所致）的公款及莫须有的“滇越会”而被“发配”到水塘车站，闭门苦读、钻研滇越铁路的历史，从此走上滇越铁路史研究之路。

这一自叙传式写法的意义在于：创造出了一个可以自足自励的空间。自叙传在叙述过程中的视点就是把作家自我作为叙述者与故事主人公合二为一，故事以一种限制叙述的方式逐一呈现，在把经历、个性和身份代入之时，也可以从情感的张弛上进行适度取舍，既不容易泛滥成灾，也有助于叙述流畅度的保持。以叙述者对故事的掌控，来不断推进故事往纵深发展。人生经历决定了作家对系列事件的表现深度。以此来看，他们无疑构成一个可以自足和自励的空间而具有了自我言说和指涉的意味。创造出了一个在叙述上相对聚焦的点-线-面。众所周知，长篇作品是极为关注结构的。结构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部长篇能否成为好的长篇。《孤鸿》利用自叙传的叙述体式，以为每节命名的方式，整合了故事，沿着主人公的轨迹，从蒙自迷哈地车站、蒙自电务段到分局党校、分局党委办再到昆明局及其管内的水塘车站、博物馆，既帮助领略了各地的风景民俗，也书写了人们的悲欢离合、明争暗斗，这些曲折波澜和事件组织起来，就构成了作品由主线（王诚如的活动轨迹）与支线（其他人的活动轨迹）交织的行动网络，以事写人、以人成事。

自叙传式写法能够呈现出足够丰富的点，使整个故事叙述更为生动。由于外聚焦叙述的缘故，叙述者并不能确切感知到同一时间点（时点）所有发生的故事，需要借助多种的感知方式，如告知（赵向南被打、路局调整、个人职务调整和被陷害等），转述（小黄、马公安、李文林等人的转述）以及他叙等，但主体还是以王诚如为叙述圆心，随着他的升降起伏，故事呈现出了相对应的发展趋势而变得丰富。

鲁迅在谈到文学批评时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诚哉斯言。完成长篇作品犹如建盖高楼大厦，“三部曲”或多部曲类的长篇作品（及非虚构）尤其如此。《孤鸿》一书也有诸多不足，首先，人性世相的书写不足。小说应以能够写出人性深处幽微暗昧的一面为最佳，不仅是表现人人心中所想而人人笔下所无，更是要从人性的深层次需要上去勇敢捕捉。这样，小说才会有感人至深或者读后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人物的刻画与故事叙述之间的衔接并不流畅，对话和叙述的提炼不足、回味不够，而过程性的交代：如对《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中十个要点的照章摘录及其后的对话，就显得平淡有余而缺少波澜。

其次，人物刻画的深度不够。如果说主人公王诚如还能够稍微给读者留下一些印象外，其他人几乎都较为模糊——或者单一性格而不够立体，或者是琢磨不多、刻画不够而面目不清，或者是缺少个人性格发展的书写手段而不够丰满。太过于熟悉而缺少适当的“隔”致使艺术化的塑造不足。

此外，艺术追求离原初设计有距离。该书离“爱党爱国的生动教材，铁路常识的艺术演绎，铁路工人的家国情怀，滇越铁路迷们的精神家园”（《孤鸿》封面语）的艺术追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包括作品语言上的吸引力不够，未把铁路常识的普及介绍与语言的生动性紧密结合起来，对读者的需要理解不够、关照不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