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昌

好的诗歌，不仅需要语言艺术的精妙表达，更要呈示诗人内心圣洁的情感。诗人须对大地自然满怀崇敬，对世间万物饱含体恤，以一己之心感应社会世相，用充满灵性的文字传递对于世界的观感与体验。三锋是大地诗心的倾听者与探秘者，他的诗歌书写没有停留在书斋里引经据典，也没有追求纯粹形式主义的语言游戏，而是以行者的姿态丈量大地的肌肤，捕捉隐藏于山水之间的秘密风景。诗集《尘土之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版）收录了他这些年的代表作，体现出诗人的羁旅行迹，以及面对尘世的感喟与心语，尽显诗人侠骨柔情的内心世界。

诗集第一辑“去哀牢山”，收录的是他在哀牢山腹地担任驻村工作队员时所写的作品，均为驻村时的所见所思所感。作为诗者，如何在宏大的社会主题覆盖下，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句子，表达异于常人的抒情方式，这考验着写作者的能力与耐心。三锋身为驻村队员，与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军旅出身的豪情正义与诗人的婉转柔情相交织，当他面对那些生命个体的苦痛与憧憬，自然地就转化成自身的生命律动。因此在诗中，出现了诸多来自基层的最鲜活的细节。如《访建档立卡户不遇》《像生活中突然少了一头牛》《我们几乎同时动容》，抓住的是具体的生活细节，放大后形成一种艺术化效果，把诗人与乡亲们甘苦同担、同频共振的关系有效表达出来。在扶贫助困、投身硬战之余，他的浪漫情怀又常常溢出，面对驻村所在地的美景，忍不住为之赞美，写出了《夜宿哀牢山》《在戛洒江畔》《哀牢山间》《南恩瀑布，一个村庄的名片》等诗歌，描绘了一幅幅物我相谐的优美画卷。无论是对基层艰苦生活的体恤与悲悯，还是对山川河流的倾情歌唱，都表现出诗人深爱着这片土地，为乡亲们脱贫后的幸福生活感到由衷喜悦。

三锋来自湖南湘潭，云南是他的第二故乡。在山水相隔的情感体验中，他获得了打量世界的丰富视角。“凭栏湘江”是诗集的第二辑，是诗人在大地上行走的忠实记录。他从故乡启程，山长水阔的行旅，不断撕扯着诗人内心对于故乡的体认。于是，湘江、橘子洲头、屈子祠、寒山寺，是他回忆故乡的载体，承载了几多的思念。彩云之南是他扎根之地，同样给予类似故乡般安稳的精神栖息，鸡足山、石门关、苍山西坡、抚仙湖、姚安龙华寺、罗平菜花海，一个又一个的自然与人文形胜，让他的身体与灵魂在其中畅游，获得心灵的深邃与平静。三锋的诗歌有自觉的哲理意识，他书写自然山水，并非浮光掠影的游览，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多重文化的审美观照中，汲取文化营养，涵养精神品格，诗歌语言常穿透表层的自然物象，呈现诗人的顿悟与思想。他在诗歌中表现的深厚爱意，除了关心脱贫群众，还衍生出对万物的尊重与体恤。那些一草一木皆是生命，它们会疼痛，于是他写下如下诗句：“要记住，绑吊床的时候/选两棵生老茧的树/握着拳头的/不怕痛的，经得住摇晃的/不要给哀牢山任何一棵草木/平添新的伤口”（《去哀牢山》）“在低头插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着/抬头折花的伤口/若没有掌握移花接木的技巧/可以避免的就尽量避免/能够留情的就手下留情/莫让一些无辜的花草/飘在风中，叫痛！”（《莫让一些无辜的花草飘在风中》）这种对于纵深维度的追求，对于生态平衡的自觉意识，使得诗歌有力度、厚度和温度。

诗集第三辑“多年以后”，融入了诗人对生活更多的思考，那是一个男人历经岁月磨洗之后的幽静与深刻。人世的艰辛，亲人的离世，内心的哀婉与悲痛往往难以与外人道也，只能自己咀嚼。诗歌不经意间暴露了这份翻滚的情愫，即使它依然有着沉静的外表。《像谁从来没有亏欠过谁》中，他这样写道：“把父亲的微信置顶/想他时，就给他发红包/24小时后，又自动退回来/我这样反复安慰和欺骗自己”。哀伤的外显方式不一定都是呼天抢地，细节往往更能透露内心，从诗歌表达来说，语言的朴素与精确，动作的传神与真切，有着更为动人心弦的力量。在无人的地方，这位有铁血一般意志的汉子，也显露出脆弱的一面：“山水不远，现实禁锢/你不再食人间烟火/而我能做的是，在南高原久久哭泣”（《跪向父亲哭泣》）。同一辑中的《与父言》《我爱人间的回光返照》等作品，用节制的抒情，将内心对父亲的思念表达得隐痛深沉。伴随着亲人的远行，故乡已逐渐模糊了面影，诗人成为彻底的无根之木，“那一日，我站在虎冲村的杨树下/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从巷子冷不丁窜出来/目瞪口呆地打量我/我张了张口，终究没有喊出声来/我们都无法辨识，彼此的身份”（《回到虎冲村》）。儿童相见不相识，故乡从此是他乡，那份压抑不住的惆怅溢满了心田。

三锋的诗歌追求语言的精确化表达，普遍不长但是注重起承转合的艺术表现路径，从叙事到抒情再到哲理思辨，有着较为完整的文体结构，形成自足的审美意义空间。涌动的情绪是诗人精神的外化方式，成为诗歌思想内涵的有力支撑，通过诗语，我可以看见一颗跃动的灵魂与尘世对话，与群山共舞，与大地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