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飞
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早在20世纪上半叶,部分作家凭借双语写作已经踏足了西方文学市场,进行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布小继的《中国现代汉英双语作家研究》正是对这些作家“讲好中国故事”的梳理与研究,具有拓展性的意义。
双语写作:
一种被忽略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在现实中,将中国文学与“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起来论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点。就传播主体而言,研究者更关注的是国内写作的汉语作家,而忽视了双语作家“讲好中国故事”的诸多可能性。
双语作家,更多的是汉英双语作家,基于对中外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的熟悉,可以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切换自如——“对中讲西”和“对西讲中”,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占有先天优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林语堂、熊式一、萧乾、蒋彝、叶君健、凌叔华、杨刚、张爱玲等汉英双语作家。尽管难以被称为一个流派或社团,但凭借其独特性,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些作家出于各种机缘,走上了汉语、英语双语写作的旅程。面对英语文化的读者,他们写作有关中国的内容,开始了面向世界的中国形象建构,有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折戟而归,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成为了勇于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澄清长期以来对中国存在的偏见和误会、展示真实中国形象的闯将。在倡导文化自信自强的当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显得弥足珍贵,《中国现代汉英双语作家研究》便是探究这种尝试的结果,它以一种拓展的姿态告诉读者,研究中国现代汉英双语作家创作的多种可能性。
探究可能性:
现代汉英双语作家“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的多重面向
中国现代作家的双语或多语写作之复杂性,既表现在作家们对汉语写作规律的遵循及自身风格的凝练,更表现在用他国语言来叙述中国时面临跨界的诸多困境,甚至表现在改编或互译时对中外文化熟悉程度的把握上。当我们触摸历史,进入到现代汉英双语作家写作的现场,才发现这些作家“讲好中国故事”的每一个环节,远比我们认知中的要丰富得多,展现出了研究这一现象的多重可能性。《中国现代汉英双语作家研究》即为我们展现了这一领域较为丰厚的学术资源。
近百年前,中国作家闯入西方文化世界并非是有计划的整体文化输出的战略必然,更充满了个人际遇的偶然性。林语堂是根据出版商理查德的调查,在其劝说下开始创作《吾国吾民》的;熊式一“出国前特意在江西定制了一批瓷器,上面精绘萧伯纳、巴蕾等人肖像及赞美之辞,到英国后,以中文译者名义,登门馈赠,由此与大作家们建立了联系”,开启了西方文化市场;蒋彝《中国绘画》本是应“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之约而写的,却意外走红,给予了作者极大的信心;杨刚则是抱着“愈知敌人的丑恶,就愈会认识自己的优美可爱”来为革命鼓与呼的。这些作家每个人的境遇不同,进行双语写作的动机不同,就塑造了双语写作的丰富性。今天,中国将“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一项文化战略有计划地推进,与当时双语作家们的个体写作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个体写作动机的追究依然对具体作家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
在为英语文化世界中的读者讲述中国故事时,双语作家们根据实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化经典的多个方面,奠定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第一人的地位”;熊式一用英国化的表述方式将《王宝钏》《西厢记》等中国传统戏曲进行改编,一反之前西方审视中国存在的“东方主义”,“是对西方文化语境中‘中国形象’的一次重塑”;萧乾的《苦难时代的蚀刻》《龙须与蓝图》等著作则用演讲、著作、文选的形式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文化成就;蒋彝的《湖区画记》《牛津画记》等著作则通过“哑行者画记”的形式,搭建起了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此外,叶君健通过双(多)向度的翻译和创作,凌叔华、杨刚通过创作英文小说,张爱玲通过创作历史小说,试图打开中国文学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这些不同的写作策略,彰显了作家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多方努力。对不同写作策略的比较、筛选,寻找最优路径,正是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必需的。
中国现代双语作家“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方式多样,讲述内容也各有不同。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人物和著作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熊式一对承载着历史传统的中国戏曲之改编,萧乾将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系统地介绍给了西方读者,蒋彝则在西方题材的文学书写中浸润着诗书画等中国元素,杨刚讲述的“红色中国”的革命故事……双语作家的创作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几乎每一个点都可能成为讲述好中国故事的切入口。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是当下语境中较为关注的话题,其实在中国现代双语作家那里已经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中国现代双语作家的创作也给当下的中国作家提供了思考,熊式一的《大学教授》上演场次不多,张爱玲的《北地胭脂》销量惨淡、《少帅》被其出版代理人大泼冷水……分析这些现象及其原因,辨析这些作家讲述中国故事效果的差异性,正是当下中国作家“讲好中国故事”所亟须的。
布小继的《中国现代汉英双语作家研究》从基本史料的梳理起步,对熊式一、萧乾、蒋彝、叶君健、凌叔华、杨刚、张爱玲等人的双语创作情况进行了详细整理。书中总结了不同作家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从整体上对他们的动机进行了探讨,熊式一、蒋彝、萧乾等人基于爱国主义主体性而建构起中国形象,努力破除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蒋彝、叶君健等人的一些作品则是借文化融合的策略来建构中国形象,具有了多元文化书写的特质;林语堂、萧乾、叶君健、蒋彝、张爱玲等人的创作都是基于文化改写来建构中国形象的。这些论述,突破了对中国形象建构的简单认知。
论者还深入分析了双语作家与单语作家在创作时不同的思维方式,认为在双语作家创作的环境里面,其思维方式显示出了相当的独特性,既要与“多元文化人”的身份符合,又要“与欧美英语小说及其标准相适应”,还要有“对本民族文化及异邦(异质)文化的深切理解”。此外,还对双语作家在中西方文学互动交流中的意义以及作品的价值重估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自然,著作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作家们进行双语写作动机的深层分析、与英语世界文化市场的较量与融合、作品中中国形象更清晰的描述、思维差异更加准确的归纳等。这也彰显出了中国现代汉英双语写作的研究是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可能不是一部论著所能囊括下的,我们期待论者更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