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宁宏

“泥土滋养种子，种子孕育希望。”当银幕上那一株开花洋芋在贫瘠红土中破土而出，仿佛一记温柔却坚定的呐喊，穿透了西南高原的风霜与沉默。由云南省电影人王红彬编剧、马应富导演的故事片《大洋芋的春天》，入围2025年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这部电影宛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揭示的“生命力”那般，不仅生动展现了中国西南高原山地人民坚韧而鲜活的生活图景，更是一首用孩童目光写就的田园长诗，一幅在烟火气中徐徐展开的乡土精神图谱。

童眸映照

乡土叙事的诗学重构

电影《大洋芋的春天》在叙事维度上的突破性尝试，首先体现在对孩童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上。当主流乡土题材习惯于以成人化的宏观视角俯瞰乡村变迁，将乡村振兴、产业脱贫等命题置于社会发展的宏大框架下时，《大洋芋的春天》却将镜头低垂，贴近大地，贴近小男孩“大洋芋”那双澄澈而倔强的眼睛，以孩童的感知为锚点，完成了对乡土叙事的微观重构。

这种视角不仅消解了乡土题材常有的“教化感”，更以稚嫩却炽热的情感穿透力，重塑了观众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结。影片通过男孩大洋芋的视角，将厚重的时代命题转化为充满童真的生活碎片。母亲以极端方式离家后，大洋芋的世界瞬间崩塌：大洋芋坚持不搬家，并说“搬了家，妈妈就找不到家了”；他饿得胃疼，却只能在家捡饭粒吃；切菜时笨拙地割伤手指；他独自一人去集市回忆一家三口逛集市的美好时光……这些细节以儿童特有的视角，过滤了现实议题的残酷性。电影通过孩童视角的“去戏剧化”处理，拒绝将乡村发展塑造成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而是将其呈现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演进——正如洋芋在泥土中静默生长，生命的蜕变往往藏于无声处。

从叙事结构看，孩童视角的选择为影片带来了非线性且充满留白的节奏。成人世界中的因果逻辑在大洋芋的认知中被弱化，只留下“妈妈去哪儿了”这个简单却撕裂心肺的问题，所以“大洋芋”的行动目的就是找回妈妈。当大洋芋拖着比他还高的塑料袋去集市捡瓶子，只为凑够一张去城里找妈妈的车票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未经世事的纯粹力量，更是一个执拗的心灵在荒芜中的努力生长。影片通过大洋芋捡废品、攒车票、独闯城市等情节拼贴出一个孩子对亲情最原始的渴望，这种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叙事，不是技巧的卖弄，而是对儿童感知世界的真实还原。它让乡村的故事不再是“被讲述”的对象，而是“被看见”的生命现场。这种叙事策略既是对乡土生活本真性的还原，亦是对传统线性叙事的颠覆——正如孩童记忆的天然混沌，乡土振兴的真相本就藏在那些未被言说的空间中。

根脉意象

“洋芋”意象的隐喻魅力

在《大洋芋的春天》中，“洋芋”不仅是食物，更是血脉、是信仰、是情感的密码，是经过多重编码的核心意象。其隐喻魅力贯穿影片始终。普麦与木香爱情的见证、大洋芋名字的由来、父亲在酗酒后仍死死抱着花盆希望花开——这些隐喻最终成为连接个体生命、乡土记忆与时代发展的载体。当普麦在昏黄灯光下翻着种植书籍，当他在村口被村民嘲笑仍坚持施肥护苗，当那株洋芋终于在月光下开出淡紫色的小花——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农人的觉醒，更是一个乡村在沉默中爆发的生命力。洋芋从“饱腹之物”到“经济之花”的蜕变，是土地与人心共同完成的奇迹，是“乡村振兴”这一宏大命题最温柔、最诗意的注脚。

作为西南高原山地的生存之根，洋芋首先承载着地域文化的集体记忆。影片中，漫山遍野的洋芋田既是物质生活的依靠，更是情感世界的缩影：普麦喜欢用三弦弹唱洋芋民歌，夫妻二人因洋芋结缘，也为儿子取名“大洋芋”。当叙事推进至“开花洋芋”的培育时，这一意象完成了从生存载体到经济引擎的转身。普麦从酗酒颓废到彻夜研读种植书籍，从被村民讥讽为“洋芋疯子”到参加马铃薯大赛上获得金奖，其个人蜕变与洋芋的品质升级形成同构隐喻。这种隐喻让“产业脱贫”的叙事避免了口号化，扎根于洋芋意象的自然演进，让观众看到经济发展与地域资源的内在关联。此时，洋芋已不再是作物，而是化为地域文化品牌与乡土自信的象征。

在精神维度上，洋芋最终升华为乡土精神的图腾。影片结尾，普麦一家三口奔跑在洋芋花海中的画面，不是大团圆的俗套结局，而是土地与人和解的终极隐喻——洋芋既能在贫瘠中扎根，亦能在创新中开花，恰如普麦从死要面子的固执中觉醒，木香从冲动的逃离中回归，大洋芋从执拗的孤独中释怀。尤其当木香看到新品洋芋时说的那句“这洋芋多好呀”，已然超越过去的自我，成为对乡土价值的重新确认。而村民将普麦高高抛起的场景，更让洋芋化为凝聚群体的精神符号，呼应着费孝通所言“乡土中国”的伦理内核：土地不仅是生计之源，更是尊严所系、灵魂所依。

精神涅槃

乡土振兴的精神图谱

《大洋芋的春天》对乡村振兴命题的探索，并未止步于产业脱贫的表层叙事，而是深入挖掘了西南山地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呈现的精神蜕变。从生存韧性到协作意识，从个体觉醒到文化自信，影片以细腻笔触勾勒出一幅荡气回肠的精神图谱。

影片首先着力刻画的是西南高原山地人民的生存韧性，这是乡土精神的底色。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龙头山，生存本身就是一场与土地的博弈，而洋芋的生长习性恰是这种韧性的镜像——耐寒耐瘠，静默结果。普麦的形象尤为典型：他酗酒时的颓废、被妻子抛弃后的狼狈、面对村民质疑时的死守面子，均折射出意识的局限。然而，正是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汉子，在培育开花洋芋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的执着。他贴身呵护洋芋苗如婴孩，开始钻研书本，即使被儿子误解、被村民孤立也不言弃。这种韧性并非英雄主义的张扬，而是土地赋予的生存本能——正如洋芋在石缝中挣扎求生，山民们亦在苦难中淬炼出生命的硬度。大洋芋的韧性与父亲形成呼应：他捡废品时被同伴抛弃，便独自拖着塑料袋蹒跚前行；他冲动打碎花盆，就连夜制作木盆拯救开花洋芋苗。父子二人以不同方式的坚持，共同诠释了乡土精神的底层逻辑：土地从不辜负虔诚的耕耘者。

《大洋芋的春天》通过洋芋产业的发展，生动呈现了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最初，普麦的“单打独斗”遭遇重重阻力：村民嘲笑普麦，连儿子都摔碎了他的希望。但当他攻克技术难关、开花洋芋大丰收时，曾经质疑的嘲笑声转为欢呼。这些场景并非简单的成功学叙事，而是深刻揭示了乡土社会的关系逻辑：竞争意识终将让位于共荣伦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木香的转变：她因厌倦“洋芋人生”而逃离，却在城市打工时发现，真正令她魂牵梦萦的仍是那片红土高原的花香。她的回归不仅是家庭破镜重圆，更象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和解——乡村振兴需要土地的坚守，亦需开放视野的注入。

最终，影片将乡土振兴落脚于“人的振兴”。普麦从酗酒农夫到产业带头人的蜕变，木香从冲动逃避到理性回归的成长，大洋芋从执拗孤童到理解父母的成熟，三者共同构成一首以土地为基调的生命交响诗。当一家三口在花海中奔跑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家庭团圆，更是一种新型乡土人格的诞生，正如洋芋在破土前需经历黑暗的孕育，人心的觉醒才是发展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