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平

云南著名作家、《太阳转身》的创作者范稳始终秉持“大地行走，书房写作”的创作理念，深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基层一线，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艺术提炼，写下了这部现实主义长篇。这部作品不仅彰显了范稳直面当下的勇气与把握宏大题材的魄力，更体现其作为“文化发现型”作家的自觉——他在小说中积极探索民族文化和民族经典文学的当代转化，凸显民族文化和民族经典文学在表现时代主题、铸就“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价值。

在《太阳转身》问世前，已有不少作家尝试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主题创作。例如，彝族作家阿克鸠射在《逐梦彝乡：索玛花开的地方》中，以彝族植物符号“索玛花”为核心象征，隐喻脱贫攻坚为彝乡带来的新生；藏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采用藏族民歌的复调结构设计章节，展现西藏不同地区的脱贫实践；蒙古族作家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聚焦科右中旗的非遗技艺“蒙古族刺绣”，既体现精准扶贫的灵活性与有效性，也让这一民族文化认同载体走向世界舞台。

与这些作家不同，范稳不满足于仅将民族文化视作符号或背景嵌入时代叙事，而是主动深挖其核心精神——既通过对神话符号的现代性重构赋予其当代意涵，亦以神话母题驱动故事情节发展，最终真正实现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经典文学的现代转化。

《太阳转身》的核心隐喻“太阳转身”，脱胎于壮族濮侬支系《祭祀太阳古歌》中的太阳神话：传说天上曾有12个太阳，百姓因惧怕酷热派人射落11个，剩余的太阳女儿受惊躲藏，大地陷入黑暗。一位壮族母亲历经艰辛找到太阳，世界才重获光明。这类“寻找太阳”的神话叙事，历来承载着人类对光明、生命与秩序的永恒追求，也蕴含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范稳借助这一母题，在小说中编织了多段“意义失落与追寻”的故事：退休五年的卓世民，曾是在南山村浴血保家卫国的侦察连长，也是将无数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刑侦局长。这位曾书写传奇的硬汉，在确诊胰腺癌后，不愿在病榻上承受折磨、在亲友哀戚中离世，选择重新“披挂上阵”，开启拯救被拐女孩侬阳阳的艰难历程，续写人生篇章。

现代性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社会地位分化、安全感缺失与意义失落的问题。南山村便是典型：这座被誉为“支前模范村”、村民皆是“不穿军装的戍边人”的边境村落，因生态问题掣肘经济发展、贫困压垮生活希望，不仅昔日信念被抛却，部分村民甚至走上拐卖儿童的道路。而脱贫攻坚的推进，为陷入黑暗的南山村带来光亮与方向，让村民重新找到自身的历史定位。在汤谷村，韦小香的外婆曾想把《祭祀太阳古歌》传给她，但韦小香更痴迷刘德华、梅艳芳的歌曲；马萨寨的种田好手侬建光也放弃了驾牛犁田的生活，与韦小香一同成为城市务工者。为了挣钱，他们全盘接受城市生活、抛弃乡村传统，却成了“文化游离者”与“价值失落者”。在这段故事中，神话里“壮族母亲寻回太阳”的情节，与卓世民帮助韦小香夫妇寻找女儿的主线深度嵌合：侬阳阳（隐喻“太阳女儿”）的寻回，与汤谷寨以《祭祀太阳古歌》为核心打造“太阳节”、将原始信仰转化为文旅资源实现精准扶贫的支线并行。最终，侬建光夫妇从城市漂泊者转变为文化传承者与村寨、稻田的守护者，侬阳阳则成为新时代希望的象征。此外，侬阳阳失踪案的幕后指使者褚志夫妇，也在投身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实现了人性的救赎。

涂尔干曾经从“集体意识”的角度解释“意义”的价值。他认为“集体意识”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全体成员共同秉持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与价值共识；而“意义”正是维系这一意识的关键载体——它通过为个体行为提供集体层面的解释框架，帮助个体打破“孤立自我”的边界，与群体建立情感联结和身份认同，最终获得超越个体生存维度的安全感与价值归属感。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追求的集体价值。在小说中，神话里“光明与意义的建构”被转化为“脱贫攻坚改变人们命运”的时代主题：脱贫攻坚为壮乡带来希望，所有角色的“意义追寻”都通过这一实践得以实现，并获得了强大的安全感和价值归属感。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民族始终携手同心：共同缔造“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绵长的历史篇章，共同创造灿烂璀璨的中华文化。正是这些集体实践，逐步凝聚起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与精神养分。

《太阳转身》便深深扎根于这一根基，从历史纵深、地域空间、文化符号、民族关系等多维度切入，以具象化叙事生动呈现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抽象的精神认同通过文学表达变得可感可知。从空间与历史维度看，小说通过“历史—现实”双时间线，构建了边疆与内地互动共生的图景：卓世民守卫边境与南山村结缘，而南山村自明朝起便承担起为国戍边的责任，到曹前宽这一代已传承24代。南山村民与以卓世民为代表的人民解放军并肩守卫边疆、捍卫国土。卓世民的追凶行动，既承载着守护正义的使命，也延续着守护边疆的责任，而追凶成功正是汉壮两族携手的结果。这种“命运相连、生存相依”的时空关系，不仅强化了共时性的国家历史记忆，展现了民族团结的广度与深度，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

从文化符号维度看，《祭祀太阳古歌》中的太阳神话，承载着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经历与文化记忆。中国的太阳崇拜及太阳神相关观念体系，历史脉络源远流长：结合考古发现（如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太阳纹饰、与太阳祭祀相关的遗存），其起源可明确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文献记载与民族文化记忆中，这一崇拜的影响更为深远——《诗经·大雅·云汉》《山海经·大荒北经》等典籍中关于大旱灾的记载，与“太阳过盛”的叙事相勾连，暗含古人对太阳力量的认知；汉族、彝族、瑶族、布依族、苗族等多个民族流传的“射日”“逐日”英雄传说，也以具体的故事承载着对太阳的想象。

《山海经》中“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的记载，与韦小香居住的“汤谷寨”形成呼应：“汤谷寨”得名于壮语“炭果”，意为“太阳躲身的地方”，实指北回归线附近日照强烈的区域，因山谷、密林等特殊地形形成了相对阴凉之地，与“太阳躲身”的意象契合。可见，各民族在传承“太阳神话”这一共同母题与叙事逻辑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丰富故事内容，实现“记忆再生产”。这些故事既体现民族记忆的共通性，又保留地方独特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体现。此外，太阳神话中“不畏艰险”的英雄特质，也在小说人物身上得到呼应：布洛陀创世神话中“勇担使命”的气概，在卓世民、曹前宽等人身上得以彰显。正如范稳所言：“英雄情结是一种风范，只有大国才能诞生。”而这些英雄之所以被铭记，核心在于他们的奋斗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共荣共存。

将民族文化和民族经典文学有机融入时代主题创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赋予时代创作者和民族文化的必答题，更是文学和民族文化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路径。范稳的《太阳转身》以扎根现实的创作实践，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它摒弃了主题先行的概念化表达，借助西南边境村寨的鲜活人物群像、各民族交织共生的生活故事，让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借着民族经典文学的叙事逻辑在情节的推演中全景式呈现。这份答卷，不仅是对时代命题的精准回应，更为更多民族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本文系202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跨境民族文学经典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研究》〈项目批准号：YB202107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