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茂 黄忻瑶

马铃薯，云南人俗称“洋芋”，菜粮兼用型农作物，是我国第四大粮食作物。云南高原立体气候适宜马铃薯四季种植，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马铃薯自南美洲传入云南后，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完成本土化转型，从边缘蔬菜跃升为核心主粮，书写了独特的作物演进史。

异域嘉种，滇山试种：马铃薯在云南的早期拓殖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明代传入中国。关于其传入云南的具体时间，学界仍有争议。云南师范大学祝菊澧等通过细胞质遗传分析，揭示了三条主要传入路径：1615年后经印度—缅甸通道传入滇西；1788年后经四川凉山传入楚雄；1843年左右经贵州进入昭通。

云南省境内有马铃薯种植的最早记载，是1848年《植物名实图考》（卷六 蔬类）中的“阳芋”。此书除记载有种植地域、性状和田间管理技术外，还附有中国第一幅马铃薯植物绘图。清代云南方志中记载有洋芋的共6本，分别是道光《普洱府志》卷之八（清咸丰六年刻本）、咸丰《南宁县志》卷四、光绪《镇南州志略》卷之四、光绪《鹤庆州志》卷之十四、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卷之二、宣统《楚雄县志》卷之七和卷之九。从方志地域来看，物产有洋芋的地方，不仅有滇东的曲靖、滇西和滇西北的楚雄、南华、大理鹤庆、丽江，还有滇南的普洱，但也仅此六地。从内容看，除作为地方物产收录外，清宣统《楚雄县志》在职官部分还记有杨毓秀和杨世勋父子教当地哨民种洋芋以足食的事迹。

宣统《楚雄县志》成书于1910年。1909年至19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续三年发生特大水灾，其中1910年和1911年的灾情尤为惨重，波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洪灾引发的粮食短缺和米价飞涨，直接导致1910年4月长沙的“抢米风潮”。1910年末至1911年，中国东北爆发了20世纪最严重的鼠疫之一。东北鼠疫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粮价飞涨进一步加剧了饥荒。1911年4月至5月，天津《大公报》连续五期刊发《劝种洋芋说》，作者陆安提出播荒田种洋芋“可以救荒御穷，且费少益多”，而且洋芋“为易种之品”“不似米谷之难于培植”。云南在《大公报》提倡推广种植洋芋之前，就已经有教当地哨民种洋芋的实践，尽显远见与仁心。

因马铃薯的适应性强，且便于贮藏，既可作蔬菜，又可代粮食，以及救荒和抗战的战略需求，民国时期云南马铃薯种植地域进一步扩展，产量也有较大提升。1924年的民国《昭通县志稿》记载的昭通洋芋有乌洋芋、白洋芋、红洋芋、脚根芋等品种，这些品种也是云南当时普遍种植类型。《续云南通志长编》载1935年云南省建设厅统计的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174.9万亩，出产鲜薯1066.2万担。1940年出版的《云南省经济问题》刊载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云南省主要农产品产量调查表，记载了省建设厅不完全调查情况下，马铃薯当时在云南的出产地有101个县局（局即设治局），产地数次于玉米、稻米和豌豆，产额则仅次于稻米和玉米。1942年出版的张肖梅撰写的《云南经济》里记录有作者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调研了昆明、马龙、曲靖、沾益、宣威和开远等地的主要粮食产量和价格，除开远未列有马铃薯，其余五地均有较高产量的马铃薯，尤其是马龙和曲靖，马铃薯产量超过了稻米，成为最大宗的粮食作物，但价格也最低廉。

乡土主食，民生根据：马铃薯在云南的主粮化转型

1955年，我国《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增加稻米、玉米、薯类等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并要求“薯类像红薯、土豆等则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多5、6倍。”在食品工业方面，也提出要“逐渐地利用薯类和果品等代替稻、麦、杂粮酿酒，以节约粮食”。这些举措对缓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马铃薯在云南的主粮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云南，从滇东北到滇西、滇南，马铃薯历史上长期是农户日常口粮与应急储备，适宜山地耕作、耐贫瘠、稳产性强，既是“温饱薯”，也是“保命粮”。这种根植乡土的食用传统与生产韧性，使其主粮化转型与云南农业实际高度契合。

据1996年版《云南省志·农业志》记载，从1952年到1985年，云南薯类作物播种面积从仅179万亩增长到346万亩，亩产从仅105公斤增加到182公斤。其中，宣威是当时的马铃薯种植大县，1985年的产量达9.45万吨，约占全省马铃薯总产量的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马铃薯、甘薯、木薯等作物没有细分，一直按“薯类作物”进行大类统计，直到1982年马铃薯才开始单独统计。由此也可窥见马铃薯在农作物中地位的攀升。据《云南省志（1978—2005）·农业志》记载云南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在1995年攀升至420万亩。2005年的种植面积，则再次攀升至525万亩。

2008年，我国出台了《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马铃薯是16个规划中“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农民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优势农产品”之一。该规划着力建设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南方5个优势区。云南则是西南马铃薯产量第一大省，规划为云南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2015年，中国正式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将其定位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作物；2016年，《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明确将马铃薯作为主粮作物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开发‌。云南省也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启了马铃薯主粮化转型战略。2017年，云南省马铃薯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1/10，且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曲靖、昭通、昆明三市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合计占全省的75%以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在《关于做好2021年粮食稳产增产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马铃薯种植面积要扩大到900万亩以上”，并推动构建“四带”协调发展格局，打造周年生产基地和商品薯供应基地‌。

科技赋能与政策协同‌是云南马铃薯主粮化转型的关键特征。经过云南本土科研人员的长期努力，2023年，“云薯108”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成长型品种）；2024年，“云薯505”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2020年和2023年的“滇薯23”、2024年的“云薯108”分别入选云南省农业主导品种；‌2025年，“云薯505”和“滇薯23”入选云南省优良大品种。2021年，昭通市巧家县“云薯108”品种实测亩产达6479.75千克（约6.48吨），刷新了西南地区最高单产纪录，这充分体现了云南在马铃薯高产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也凸显了科技赋能云南马铃薯主粮化的成效。‌2024年，中国第一条“土豆米”生产线在昭通市巧家县建成投产。“土豆米”，是一种把鲜土豆转化成米粒状淀粉制品的新型加工技术，有望让产量巨大的土豆成为更多中国人的主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云南马铃薯的主粮化转型最终落脚民生福祉与乡村振兴。脱胎换骨的马铃薯产业正带动云岭大地薯农稳定增收，拓宽就业渠道；加工增值提升产业效益，助力山区集体经济壮大。从餐桌主食到产业支柱，马铃薯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又激活山地农业潜力，成为云南稳民生、兴乡村、保安全的重要支撑，书写乡土主食赋能民生发展的新答卷。

[作者分别系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乡村文明建设推进西部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pp-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