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在云南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云南战场包括滇南战场和滇西战场两部分，滇南抗战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族人民在滇南抗战中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共筑钢铁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御辱的具体展现和生动诠释，是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历史丰碑。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征服亚洲的“南进”计划，在越南海防市登陆后，在中越边境部署10万兵力，欲以优良装备和速战速决策略，沿滇越铁路两侧夺取昆明，切断滇缅公路，进而夺取中国抗战大后方。此时云南省内只有7个步兵旅，一旦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将难以抵御。云南局势一时风起云涌，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向中央发“特急”电：“日军入越，已成不可避免之势……而在滇防守之师，亦嫌单薄，中日相战……不能不特别注意”。同年11月，由卢汉担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次年春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个参谋团到云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派出机构，制定《滇南防守计划》，协助滇南抗战，掀开了滇南抗战的序幕。

第一集团军采取防御作战思想，因而滇南战场以战略防御为主，主要利用滇南险要地势及红河的天然阻隔，严格封锁各个隘口，沿重要战略地点布置军事防御工程，阻隔日军步步逼近。滇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集区，生活着彝族、傣族、壮族、哈尼族、白族、布朗族、布依族、佤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各民族生死与共、休戚与共，滇南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各民族的踊跃参与和支持。在国家危亡之际，各族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与历史责任感，踊跃报名参军，爱国主义精神在各民族间“润物细无声”，极大地影响了滇南抗战的局势。

1939年2月，政府面向文山广南、富宁等民族地区征招志愿兵，有志青年纷纷响应，当年就有4000余人报名参军。1940年6月26日《开远各乡镇出征军人家属调查清册》记载，开远县下辖15个乡镇出征士兵达1338人。滇军第60军下辖182、183、184师，182师师长安恩溥和184师师长张冲是彝族。第60军共有4万将士，其中彝族将士2.4万人，占比60%，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仁人志士激昂的抗战热情。据《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期，建水县各族人民对日寇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各族儿女纷纷报名参军，从1935年至1945年，共计有6565人参军入伍。面对日军的侵略，各族人民共赴时艰、踊跃参军，彰显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精神与勇往直前的气魄。

在抗战中，各族人民相互信任、团结友爱、不分畛域，民族情感更为浓厚。元阳人马正兴讲述道：“王元珍会听哈尼话、彝族话、汉话，但没有谁会说傣族话，只好规定在训练中允许傣族人先看好大家的动作再跟着大家一起做。为了训练，一些民族兄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爱留长辫子、穿大裤裆、系树皮草绳的生活习惯”。在《抗日战争时期防守滇南的第一集团军》一文中，参加滇南抗战的严中英回忆道“江外（指红河右岸）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大敌当前，各族人民起而保家卫国。我军居民以走亲戚、做生意之机，混入越境，侦查敌情……我滇南军民同仇敌忾，士气旺盛，各部队坚守阵地，以逸待劳，并加强搜索敌情，准备好抗击消灭来犯之敌”。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纷纷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为滇南战场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地方土司也纷纷要求组建边防游击队，协守疆土、抗敌御辱，负责滇南防务的总司令卢汉予以积极的回应，滇南各民族抗日队伍一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彝族通史》记载，卢汉委任纳更土司龙健乾（哈尼族）为边防游击队总司令，稿吾卡土司龙鹏程（哈尼族）、猛弄土司白日新（哈尼族）、敦厚里（水普龙、新街）区长普家喜（彝族）3人为副司令。白日新、普家喜等获得卢汉允许，联合思陀甸土司李呈祥（哈尼族）、迤萨士绅代表姚虞卿、溪处甸土司赵桂生（哈尼族）、永乐土司普国泰（彝族）等，单独组成以白日新为总指挥的红河南岸边防抗日游击队。1942年11月，猛弄土司署召开成立大会，共商抗日事宜。

在滇南地区，各族人民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共有八支，司令均由地方土司担任，他们积极守土抗战，有力支援了正规军在滇南的防御作战。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派出特务潜入我境侦察，并进行试探性进攻，但都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滇南防线固若金汤，日军见从滇南发动进攻已无可能，只好改从滇西方向发动进攻。滇南和滇西两个战场一脉相承，没有滇南战场多民族强有力的防御，就不会有滇西战场胜利号角的吹响。各族人民积极参军，对滇南军事防御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间接协助了滇西战场的抗日活动。

在滇南抗战的关键时期，各族人民纷纷展现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为抗战捐钱献物。《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1940年，由政府组织，在元阳成立了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国民政府仅发给仿造七九步枪100支，不足部分由地方自筹。地方土司下令各族人民买枪支援游击大队，每支步枪买价为半开（半开为云南铸造的小银圆）150至200元，钱由百姓出，枪归公用。同年，元阳县稿吾镇为抗日缴纳电杆款半开240元，缴纳公路款半开5000多元；负担驻军夫马、旅杂费半开1.8万元；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委任勐弄土司白日新为滇越边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副司令兼第三大队大队长，在各族人民的热心支持下得以与日军周旋。

《蒙自县志》也记载有各民族积极支持抗战的光辉事迹，“为支援抗日，蒙自县组建骡队5个，驮骡51匹；马队17个，驮马244匹；牛队5个，驮牛97头；14个牛车队，牛车338张”。同年，为宣传抗日，金平县分别建阿得博学校、妈卡坡学校，百姓支持40石谷子，作为阿得博学校教师伙食及笔墨纸张的费用，百姓捐给妈卡坡学校办学谷子80驮（每驮130斤），独家村何汝高老人拿出20驮支付课桌椅。同年，蒙自地方绅士周子荫捐资国币10余万元，驻蒙滇军第60军捐资数万元，修复了1941年4月18日被日本军机炸毁的省立蒙自第三模范中学教学楼。以上种种，无不是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有力证明。

各族人民积极支持抗战的同时，政府也给予鼓励，形成了滇南战场官民互助的抗战格局。1942年3月22日，国民革命军第52军195师师长覃异之，副师长钟祖荫、刘平给骆书府的训令称：“溯自抗战，为求全民团结，消灭倭寇，复我河山计……乃查董干汛、官渡乡乡长骆书府、铁厂士绅张绍云，自本军驻扎各该地后，对于军需品之征发及给养之输送，莫不尽更大之协助，以求解决军中之困难，以尽忠职守，热心为国，不愧为良民之表率……除颁发甲级一等奖状外……再传令嘉奖，以励来兹仰饬”，对积极参与抗战的民族地区领袖，给予了嘉奖和鼓励，是官民一心团结抗日的生动写照。

1943年9月7日，弥勒县县长王承忠接陆军第82师师长吴剑平由泸西发来的电报：“本师即日到竹园，请运送大米1200包到驻地，并代请雇驮马150匹、民夫200名，请按数预备马粮。”10日，云南省粮政局局长段克昌要求弥勒县长遵省府议决，照七折给价代购军粮拨补报核。各族人民对抗战的各项帮助与补给，对滇南战场的胜利尤为重要，为此也做出了极大牺牲。仅文山地区7县1区，在1942年到1945年间，共提供军粮3090余万千克。在征调繁重的1943年，昆明行营兵站总监部配拨文山各县区承担的军粮为945万千克。1944年，文山地区8县（区）征实采购上交军粮683万千克。

在滇南抗战中，流传着各民族兄弟姐妹并肩作战的佳话，既显示了多民族共渡时艰的深厚情感，又反映了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在各族人民血脉中的赓续与传承。《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记载了一则红河州的抗日佳话。游击队员薛祚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日军围困三天，指挥部已上报失踪，幸得当地老百姓掩护、送给粮食才得以生还。

在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各族人民与军队更是没有懈怠。1945年2月，日军进攻麻栗坡特别区，中国守军与日军激战，日军见我军士气昂扬，慌忙撤退。同年2月，第52军第2师第5团第2营营长张文博率领第3连，潜伏在马龙寨日军阵地前，他们截断铁丝网和通信线路，炸毁碉堡，驻守马龙寨的一个日军小队大部分被歼灭。逃出的三个敌人因道路不熟而到处乱窜，两个逃窜到董榜被瑶民处死，一个逃窜到磨塞寨被苗民处决。可见，各族人民对日军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已深深融入了滇南抗战的洪流之中。

滇南抗战不仅是军事硬实力的比拼，更是双方综合力量的较量。我方军民团结一致，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军民一家，往往灵活多变，让敌人束手无策、举步维艰。在滇南抗战过程中，有一件“趣事”。据传，第九集团军为了方便军事信息的传递，在一、二线阵地上架起了军用电话线，日军发现后，多次派出特工深入我军驻地，通过窃听电话信息来截取我军的情报。关麟征将军发现后，立即传令军中，将所有接线员都换成文山县追栗街的彝族昨柯人。这个彝族支系人口少，语言独特，抗战热情高昂，日军因无法破译彝族昨柯支系语言，纵使有先进手段，也无法获取我军情报。

滇南抗战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各族儿女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意识，已然成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历史丰碑。在新时代，挖掘滇南抗战的英勇事迹，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