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子晨

雷雨剧社成立8周年之际，有幸观看了雷雨剧社在昆明马家大院上演的庭院版《雷雨》。散场后心中不禁感叹，这版《雷雨》的气质分明与昆明的清爽不同，倒有些像长江沿岸火炉城市的夏天一般浓厚炽热，像那里要把人蒸熟的湿热空气。这浓厚来自相比原作更激烈的情节调整，也来自导演克制蓄力的表达。这炽热既源于剧中人物命运的残酷，也源于最终砸在身上的暴雨对观众的叩问。不但如此，庭院版《雷雨》的上演，也为马家大院带来了生活的“烟火气”，整个庭院因《雷雨》的人物在其中生活而具有了跳动的生命力。

有生命的空间

庭院即是舞台

戏剧是空间的艺术。现代戏剧舞台上“空的空间”以其无限的可能性，解放了戏剧舞台的想象力，这本是戏剧艺术的魅力之一。但是当《雷雨》走出了“空”的舞台，踏入昆明马家大院这座具象的、满载历史气息的“满”的庭院空间时，应该是什么样子？

戏剧走入庭院，若仅仅只是简单地将镜框舞台上的戏剧演出照搬到庭院，其意义何在？戏剧走入庭院，应是寻找庭院本身和戏剧表演之间的深层的、双向的互动关系，相互给予彼此新的意义。如此一来，庭院本身已不仅仅是为戏剧演出提供场所，而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演出的参与者成为戏剧演出的一部分。难能可贵的是，庭院版《雷雨》恰是如此。

马家大院建于民国，是昆明第一任市长的宅邸。这座古老宅院的历史气息本身就代表着过去，院子中实实在在的青石板、四梁八柱，比任何精妙的舞台布景都能彰显时代感和真实感。《雷雨》到了这里，马家大院不再是一处“扮演”周公馆的宅院，而是成了周公馆本身。观众置身其间，便是切切实实地坐在了周公馆之中。因此，观众不再需要通过一堵无形的“第四堵墙”去窥探周公馆秘密的旁观者，而是处于周公馆风暴的中心，全方位地感知这里的生活、人性、气息的在场者。庭院版《雷雨》的导演深谙此道，演员的调度超越了传统镜框式舞台的限制，让整个院子成为了周公馆的后院。导演更是根据马家大院建筑的布局，二楼的正房成了蘩漪的屋子，两边厢房则塞进了周萍和周冲，传说中“闹鬼”的房间也给予了单独安排。

如此一来，整个院子真就活了，成了周家人过日子、闹腾乃至憋屈的地方。观众就是周公馆中的影子，看着戏在眼前、旁边，甚至头顶发生。周朴园在前院会完客人回来，观众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从远处走过来的脚步声、说话声——他不是上场，是真从前院忙完事情来到后院。鲁贵偷听蘩漪和周萍的对话，也不再是处于暗场，而是缩在院子走廊柱子阴影里，观众直观地看到了他的鬼鬼祟祟。开场前煎药的炉子就在观众面前摆着，弥漫了整个院子的中药味令观众直接感知到其味道的苦涩。蘩漪被逼着喝完药后，观众看着她一步步走上楼，走进二楼的正房——却不可能离开这个院子——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蘩漪内心情感的激烈和压抑。这一切都那么真实，马家大院这一古老院落已经与《雷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庭院版《雷雨》也只能属于马家大院。

纯正《雷雨》味

经典的当代剪裁

庭院版《雷雨》为了达到极强烈的真实感与沉浸体验，对曹禺的原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这种改动并非对经典的冒犯，而是导演对观众与经典的双重敬畏，是导演以观众意识为指引对原作进行精炼，直抵《雷雨》原汁原味的悲剧内核。

《雷雨》是选入中学课本的剧作之一，因而也是当代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剧作之一，这也是导演选择在马家大院创作《雷雨》的原因。同时导演也考虑到观众对戏剧的理解有差别。因此，任何轻率的颠覆或晦涩的重构，都可能造成观众理解的障碍或者情感的疏离。另外，今天距离发表《雷雨》的1934年已经过去了90余年，不调整剧本的演出必然会与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相左。因此，庭院版《雷雨》的删减与调整，绝非对曹禺的背离，反而是基于对观众的深入洞察而进行的一次充满敬意的提纯。

鲁大海这个人物远不如其他几个人物丰满，鲁大海这条线索相对直白且服务于特定时代背景的人物矛盾，在庭院版《雷雨》里被果断移除。原作冗长且较为平淡的开场因删除了“鲁大海”的内容而变得紧凑，开场的对白紧紧围绕在鲁贵向四凤要钱这一事件上。一些在原作中经典的、在当代语境下容易引发笑场的台词，如“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也被巧妙地隐去或改动。导演的处理并非妥协也并非迎合，而是对悲剧氛围连贯性以及观众沉浸感的保障。避免了次要信息干扰核心冲突，亦避免了不同时代的语言隔阂可能引发的情感跳脱，使得观众得以聚焦于对“天地间的‘残忍’”（《〈雷雨〉序》）的追问。正因如此，庭院版《雷雨》不但没有损害原意，反而是一部非常具有“雷雨”味的《雷雨》。

为了不破坏庭院空间带来的沉浸感，导演最大胆的实践，莫过于对原作第3幕和第4幕的重构。原作的第3幕发生在四凤的家里，这里显然与马家大院雕梁画栋的建筑相悖，如果人工搭景岂不破坏了之前营造出来的沉浸感？又何必在庭院里演出？导演抓住了第3幕中鲁侍萍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周萍和四凤走在了一起，并将这个发现放到了原作的第4幕。导演让侍萍在带四凤离开周公馆时，直接让四凤起誓不再跟周家人来往，在二楼的周萍听到后情急冲下相见。当侍萍让周萍带着四凤走的时候，在二楼暗中目睹一切的蘩漪关上房门，带着周冲来到院中阻拦。如此在二幕结束后，《雷雨》便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段落，这不仅巧妙地解决了空间转换的难题，更将周鲁两家血缘纠葛下面埋放的多重炸药，一次性集中点燃，直指最终的毁灭。这种重构，是对现代观众注意力时长与戏剧节奏期待的精准回应。

克制的力量

感官的叩问

在如此丰沛、自主的“满的空间”与如此浓烈、聚焦的悲剧文本面前，导演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个人风格的过度彰显，都可能成为干扰。于是，我们见证了导演的克制。

这里的灯光设计仅作必要勾勒，绝不喧宾夺主。正常演出灯光只是小心翼翼地照亮现场，或是在某些时刻聚光于演员身上，将舞台让渡给夜色与古建本身的斑驳和沧桑。此外，全剧音响处理也是极简和干净的。演出中，除却象征命运裁决的惊雷与那声终结的枪响，背景音乐几近于无。灯光和音响共同营造的这份留白，使观众得以专注于演员的表演本身。演员的气息、沉默、口中台词的轻重，甚至于动作带来的响动，都被观众清晰地感知——这是演员、角色和观众之间最直接的生命的对话。当周萍得知四凤竟是胞妹，残酷的真相如惊雷般炸响。此时没有悲怆音乐的渲染，观众也屏住了呼吸，全场陷入一片真空般的死寂。在这极致的静默中，命运的冷酷与个体的渺小感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身上。此刻，曹禺笔下那原始、野蛮、令人战栗的悲剧感，在这个小小的庭院中获得了最纯粹、最震撼的彰显。

导演的克制并不影响给予观众以惊喜。高潮处的“暴雨”，则成为这场克制的演出在结尾留下的感叹号。周萍在绝望深渊中扣动扳机，此刻，全场浸没在红色的灯光之中，人工暴雨从头顶骤然落下。在场的观众尽管身穿雨衣，但这真切的暴雨极其暴力地砸到观众身上，避无可避。当观众蜷缩身体应对雨水的冲击时，意味着观众席也不再是安全的场域，摧毁剧中人物的“雷雨”，同样浇到观众身上，同样猝不及防，同样残酷。无法否认的是，这场“人工暴雨”本身某种程度上成为观众心中的一个悬念，观众不断被人类好奇的天性驱使着猜测雨何时降下、如何降下。导演设定的穿雨衣时刻，但在这一时刻之前，戏剧的现场效应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显现——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去手忙脚乱地穿戴雨衣，这里的手忙脚乱又影响到观众去感受信息密度极大的高潮，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观众与悲剧结尾的精神链接。瑕不掩瑜的是，这场人工暴雨或许在技术上是一次干扰，但在哲学维度上，却是将原著对命运意志之冷漠、人性挣扎之无力的叩问，从表演区域骤然拉入观众席，使之转化为一种作用于血肉之躯的、不容辩驳的感官体验。它是导演在克制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观众的一次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