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平

夜已经很深了，女儿正赶写一篇《国家危难时尽力作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的文章。她一边打字一边对我说：抗战危急时刻，3200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女儿为我讲述这段历史往事时，正在写《一封荡气回肠的家书》那一章节，讲的是1939年马来西亚青年华侨白雪娇回国抗日，成为滇缅公路女机工的故事。她递给我一份旧报纸微缩复印件，那是从展板上拍照下来的，虽然边缘有些许破损，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如昨。《白雪娇的一封信》，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战火年代里的家国故事。这封被《南洋商报》刊载的家书，不仅记录着一位南洋闺秀的抉择，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精神觉醒。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虽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这是白雪娇告别家人时的肺腑之言，却在八十余年后依然叩击着每个读者的心扉。

读着信，我突然有流泪的冲动，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马来西亚槟城一座豪华宅邸里的白雪娇。她本在富商家庭安享优渥生活，读书作画，无忧无虑。然而，日寇铁蹄践踏神州大地，远方枪炮声打破了这份宁静。祖国的山河在哭泣，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白雪娇再也无法安心，她眼神坚定决绝，毅然辞去教职。

那是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25岁的白雪娇坐在书桌前，写下了那封荡气回肠的家书。她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悄悄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队。“施”是母姓，“夏”是华夏，“圭”即“归”，三个字连起来，就是“为华夏而归”的铮铮誓言，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完成了对祖国的深情回应。

临行前夜，白雪娇伏案疾书：“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但是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因而责怪女儿的，一定是引以为荣的事……”她用行动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文字质朴却饱含对祖国的热爱与民族担当。当白雪娇写下“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仅留此作别，后会有期”时，她的心中或许充满了不舍和牵挂。她知道这一去或许再难与亲人相见，但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她毅然前行，高唱《告别南洋》奔赴祖国：“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白雪娇在“有用之躯”与“安逸生活”中抉择，完成了从“槟城闺秀”到“铁血机工”的身份蜕变，践行了“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在民族危亡的终极境遇下，个体存在的意义不再囿于私人领域，而是升华为“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担当。

泛黄信笺上的每个笔画，都是中华文明“天下兴亡”价值观的具象投射。当白雪娇将“施夏圭”的化名拆解为文化密码，实则在进行着跨时空的文化对话——从屈子“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绝，让我在重读家书时，找到重建文化认同的精神仪式。

在滇缅公路3200余名机工中，仅有1700余人幸存。这种近乎悲壮的牺牲比例，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创伤图腾。但当我们穿透数字的冰冷，会发现每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叙事。这种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张力，恰是历史书写应有的温度。当代人需要的不仅是纪念碑式的宏大叙事，更是对每个“水滴”生命轨迹的敬畏与传承。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浸透着血与火的文字，我仿佛看到白雪娇在烛光下的坚定身影，触摸到那个年代跳动的赤子之心。无数像白雪娇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一滴水”，汇聚成抗日洪流的浩瀚海洋。

重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读白雪娇的抗战家书，不只是缅怀先辈，更是汲取精神力量，书写当代爱国篇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滴水珠，汇聚成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磅礴力量。唯有让每个“水滴”保持澄明与温度，方能在民族复兴征程中，避免沦为“无根的浮萍”。当我们的后代在未来的某个深夜，同样捧读今天的奋斗叙事时，他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历史的尘埃，而应是永恒的精神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