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松
彭桂萼（1908—1952），字小圃，笔名震声、丁屹、长戈、号兵、彭鹏等，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马台乡大忙顶村人。彭桂萼幼年时在缅宁昔本新村小学读书，12岁入县城高小。1927年春，他徒步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在省一中读书时，他爱好诗歌，写了不少新诗，得到楚图南和李生庄等教师的称赞。在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预科毕业后，他返回故乡，从事教育工作。这时期，他写了不少反映边疆生活的诗歌、小说、散文及论文，他积极向国内报刊投稿，广州的《救亡日报》《中国诗坛》、延安的《战地》、上海的《青年界》《大时代》、江西的《新诗源》、南京的《边事研究》、四川的《诗星》、昆明的《抗战周报》《战时刊》等报刊都刊发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当时的云南诗坛和文化界都很有影响，被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选为理事，被广州中国诗坛社吸收为会员。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及大批的文化机构内迁，文化界、教育界诸多名家一时云集昆明，彭桂萼都慕名逐一登门拜访，并与他们交往甚密。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唤醒后方民众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作品，他还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彭桂萼坚持创作，在抗战期间出版了《震声》《澜沧江畔的歌声》《边塞的军笳》《怒山的风啸》《后方的岗卫》等5部诗集。
彭桂萼的抗战精神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还体现在行动上。1939年，他率领缅宁中学的上百名师生沿南汀河谷，步行到羊头岩、哨山等滇缅铁路工地，慰问筑路民工——滇缅铁路是为支援抗战而修建的连接云南到缅甸的铁路，其最艰难的西线路段就在临沧境内，彭桂萼创作了《走向哨山》《战时青年歌》《后方的岗位》等诗歌，并请人谱曲，到工地上演唱、朗诵，鼓舞士气。他在诗中写道：“我仿佛看见佧佤的血/像樱花一样鲜红/我仿佛看见滚弄江东/挥舞起如林的臂膀/为出国的路线/开凿着横断山峰……”
彭桂萼在抗战前即开始诗歌创作，如写于1933年的《假如我们的世界没有太阳》《家庭》等诗作，但那些诗是“在沉闷的气压下，零星逼迸出来的火花，而且完全是由个人的观点出发”。抗战爆发后，作者的思想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逐步从个人的“小我”转向了民族的“大我”，因而，他的创作思想、诗歌主题和创作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强调诗歌应该是“精神战斗的一种，最最尖锐的榴弹匕首。”“需要有集团的精神，雄健的气魄，烈火的热情，钢铁的韵律，具象的描述，通俗的形式。”他的创作实绩证明，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的。
彭桂萼的诗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是抗战时代的文学鼓手。从作品的题目《投进大时代铁流中去》《用血写满这篇伟大的史诗》《咬紧牙关吧》《加强抗战笔枪》《在后方》《送郎出征》《咆哮起来吧，故乡》《云南持久抗战的营盘》等入手，就可闻到抗战的硝烟，就可听到时代的回音。彭桂萼在《边塞的军笳》一诗中写道：“它的墨汁是大众的血汗/自卫的列枪是他的笔杆/它的句读是战士的头颅/锦绣的山河是它的纸张/它的旋律是长江黄河的呼啸/它的音调是机关枪和大炮。”诗人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我是一个号兵》的诗中写道：“我是一个号兵/大时代的军团派定我/踏稳云贵高原/守住天南的壮野山岗/站在铁军前列/为新中国战取明天”。
彭桂萼的诗立足临沧、立足云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的诗，从题目上看就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如《澜沧江畔的歌声》《烟花开遍阿佤山》《秋到横断山头》《怒山的风啸》《怅望着高黎贡山》等，其诗歌意象也多取自身边的景物。臧克家曾指出：“从彭桂萼的笔下，我看到了一幅幅的边疆抗战图，我看到了一片片山川的风色。”抗战时期的云南，众多诗人、作家都集中在昆明，像彭桂萼这样长期生活在边疆，服务于家乡，书写家乡，并为边疆各族人民的觉醒写作的诗人并不多见。
彭桂萼的诗节奏明快、情绪饱满激昂。他把自己深厚的情感呈献给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表现的是激昂的情绪、坚定强烈的斗志。他从先辈诗人那里汲取营养，他曾说：“革命诗人蒋光慈，格律诗人朱湘，突围诗人臧克家，朗诵诗人高兰都是我学习的对象。”事实上，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郭沫若。他在《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的论文中说：“郭沫若那种怒马奔驰， 长江冲流的浩气，他那种反抗毒龙，痛剿恶魔的精神，不论过去、现在、未来都鼓荡着我的笔锋。”彭桂萼正是伴随着时代的鼓点，出现在抗战时期云南诗坛上的诗人。
他的诗口语化、平白自如、易于朗诵。他在《我怎样走向诗歌之路》中说：“对于诗歌的写作，也有我自己的信念。我觉得诗歌根本是口语的文学……要有正确的意识，强烈的感情，艺术的手法，通俗的形式，越能和音乐接近越好，越能和口语接近越好!”在《后卫的尾声》中，他表达过自己的诗观：“我执着一个信念，就是，诗歌必须要有响亮和谐的音乐性，具象鲜明的绘画性，生动曲折的戏剧性，而且，要经得住朗诵……”彭桂萼的诗，富于时代性和战斗性，在当时得到了郭沫若、穆木天、臧克家、雷石榆等名家的好评。
彭桂萼在创作上有追求，有成就，他的作品虽也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云南著名抗战诗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