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

9月3日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历经半世纪屈辱、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以空前的牺牲和坚韧的精神，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血泪结晶。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瑞士和瑞典政府，托两国政府转达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自日本投降消息广泛传播于云岭大地后，云南各界欢欣鼓舞，积极筹备庆祝事宜。尽管日本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由于尚未真正履行有关法律程序，且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却回避“投降”关键词，更未命令停战，日本投降尚不能完全确认，对抗战胜利的庆祝仍需保持一定克制。关于日本投降确切日期及庆祝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中有这样一份档案有所记录。8月16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布训令，“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庆祝日期亦当另行公布。在未布告以前，全国军民工作应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直至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于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日本投降才真正从法律上得到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部分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下了那段欢腾而庄重的岁月。

9月2日，昆明广播电台邀请吴小秋、郑子骏、高子鑫夫人等票友汇台表演。9月3日起，昆明全城接连悬旗三日，各机关扎系松柏牌坊、张灯挂彩，各驻昆机关、在昆学校放假两天，各娱乐场所减低票价，以示庆祝。

民国时期的《云南日报》于9月3日发表纪念文章《全面胜利与云南一隅》，回顾抗战的历程与云南在抗战中的贡献，“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云南地位骤形重要，对外通路，只此一隅。而滇缅越交通线之开辟与维护，粮秣物资之供应与输将，遂为我云南同胞血汗之荟集……作战官兵、公教人员，男女同胞，均能含辛茹苦，敌忾同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无论物质动员、精神动员，对于国家似已尽相当责任。”上午9时，云南省庆祝抗战胜利日大会召开，各方面代表1000多人出席会议。省政府代表、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致辞。龚自知的致辞强调了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指出抗战胜利是“公理终于战胜了强权，民主终于战胜了法西斯”，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大会还向全国抗敌将士家属致书称，出征的丈夫或子弟将解甲归田或投身建国；向全国抗战将士致书，表达感激，赞其英勇战绩与至高牺牲精神，共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当天还鸣礼炮101响，驻滇中外军飞机凌空表演，举办同盟军茶话会游行、火炬游行等活动。昆明县（昆明市郊区）于5、6、7这三日在县城忠烈祠举行各界庆祝胜利联欢会，并公演京滇剧三天。

国立礼乐馆于1945年10月陆续再版的《凯歌选》中，一首《祝捷》歌记录下了当时庆祝抗战胜利的盛景。此歌由罗家伦作词、苏夏谱曲。“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简短有力的话语，如一声声激昂的号角，宣告着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街头巷尾，“祝捷的炮像雷声响，满街爆竹，烟火飞扬”，五彩斑斓的烟火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满是喜悦的脸庞。而在广袤的田野、热闹的城镇，“漫山遍野全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人们相拥而泣，将积压多年的悲愤与屈辱，都化作了喜极而泣的热泪。除此之外，《胜利谣》《欢迎战士凯旋》《民间胜利舞》《日本法西斯已经投降》等歌曲，亦用激昂的节奏和欢快的音符，抒发了国人洗刷屈辱后的狂喜之情以及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对和平未来的深切向往。

为纪念“吾滇抗战军民”，1946年初，云南省政府决定将正在修建的云瑞公园中的“志公堂”改名为“抗战胜利堂”。抗战胜利堂的修建得到了全省人民的支持，各界人士纷纷捐资修建。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亲自撰写了“抗战胜利堂碑记”，千余字的碑文，追述了三迤儿女自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至抗战，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所作出的牺牲。碑记上书，“吾滇本素称贫瘠，此役亦共饱艰难，回溯决战鲁南，乃至受降越北，中经缅境会师，继以滇西驱敌，再接再厉，可歌可泣，行者既糜顶踵于沙场，居者复竭脂膏于蔀屋，惟驰驱之恐后，期胜利之空前，邦人君子，谓不可无以纪念也。”

1947年底，云南省政府还曾转请行政院拨款十亿元，用于补助重建在抗战中饱受摧残的腾冲，并将其设为抗战胜利城，以铭记腾冲作为中国抗战大反攻后全国第一个最先收复县城的光辉历史。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继续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抗战精神，在新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