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洱海弓鱼，学名大理裂腹鱼，属鲤科裂腹鱼亚科弓鱼属。该属鱼类因跃出水面时形如弯弓而得名，其下种类繁多，而大理洱海所产仅为其中之一。弓鱼味道鲜美，被誉为“洱海之花”。相传每逢春季月圆之夜，群鱼接连跃水、口尾相衔，状若弯弓跃向明月，故有“弓鱼奔月”之说。“弓鱼”之得名，源自肉眼远观与诗意想象；而“裂腹鱼”之称及其数十种下属类型的细微差异，则需近观鱼身、依据分类知识详加辨析——这对古代文人而言，尤为困难。
“弓鱼”一词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所引《临海水土记》：“弓鱼，长三寸，似鲵鱼。”明代杨慎《异鱼图赞》及清代胡世安所作笺注，皆收录于《四库全书》，文字稍异。《异鱼图赞》称：“西洱弓鱼，三寸其修。谁书以‘公’，音是字谬。又哂多子，亦孔之羞。”杨慎指出，弓鱼在《鱼谱》（今已佚）中有载，时人误“弓”为“公”，并衍生出“大理公鱼皆有子，云南和尚岂无儿”之谑语。《太平御览》所载《临海水土记》之“弓鱼”亦“长三寸”，与洱海弓鱼尺寸相合，并非偶然，推测《鱼谱》与该书可能存在间接关联。清《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七十九亦有相关引述：“弓鱼，长三寸，似鲵鱼。见临海水土记。杨慎曰：弓，俗误作公。《事物绀珠》云：公鱼，似鲦，细鳞，长不满尺，有子，美（应为‘味美’），出大理。”
嘉靖年间，云南保山人张志淳《南园漫录》考辨“工鱼”：“大理出鱼，细鳞而纤长，长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工鱼。《云南志》载之，谓土人不识江字，因误为工，其说非矣。盖古韵江有工音，如陶渊明《停云》诗‘时雨濛濛，平陆成江’，李翱《别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晓文义，故用古韵，岂昧一江字乎？兹非土人不识字，乃修志者不识字耳。当时阁老陈公文为云南布政使，实总裁之，顾亦不察！”此处的《云南志》即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陈文时为云南右布政使，主持志书修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原文为“一云江鱼，土人呼江为公，故名公鱼”，张志淳引用有误，其借题发挥主要想表达的是云南人不容小觑之意。稍后，曾宦游云南的谢肇淛在天启《滇略》做了一个综合，其中提及“大理公鱼皆有子，云南和尚岂无儿”并非杨慎语，而是杨慎所引滇中土人谑语。
关于“云南和尚岂无儿”，明崇祯三年刊刻的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将之与大理本土的阿叱力僧联系，其“大理府志胜”卷十五曰：“阿叱力，一名阿阇黎，有室家，能诵咒制龙。相传，大士制邪龙时留有遗法，谓之师僧。有妻子，读儒书，段氏而上设科选士皆此辈。杨用修戏语云：‘大理公鱼皆有子，云南和尚岂无儿’”。阿叱力僧有家室、妻子，说明云南和尚有儿，曹学佺以一本正经的方式调侃杨慎记录的滇中戏语。康熙四十年成书的《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二“鳞介部”：“弓鱼，见《鱼谱》，滇中误作‘公鱼’而怪其有子。”此处愈发脱离原初语境，将滇中戏语当真，如同张志淳批评的，犯了小觑滇人的毛病。
嘉庆年间，桂馥《滇游续笔》记：“吴才老谓滇语呼‘江’为‘公’，故名‘江鱼’为‘公鱼’。案，‘公’当为‘工’，‘江’从‘工’得声也。西洱河所出六七寸之小鱼，今犹呼‘工鱼’”。吴棫，字才老，宋代音韵学家，著有《韵补》等书。桂馥区分“公鱼”与“工鱼”的不同说法，对江、工二字的音韵、训诂之法与张志淳基本相同。差不多同一时期，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考辨：“工鱼，出大理，长三四寸，满腹子，可充鲞，炖肉而陈（有的版本作‘冻’）之。禄劝易龙河亦出此鱼。工或作弓。《南园录》谓：‘应作工，工为江，江鱼也。’此亦牵强。蛮名无正字，工、弓随用耳。”《南园录》即《南园漫录》，檀萃引此书，引得不准确，没有完全反映张志淳原意。檀萃认为民族语言以汉字记音，可以随意选择汉字，汉语的音韵、训诂对之无效。不过，公鱼、工鱼或弓鱼均是汉语词汇，并非民族语言即“蛮名”的记音。
在咸丰《邓川州志》记载的“工鱼”基础上，光绪三十三年杨琼《滇中琐记》如是说：“邓川有弓鱼，生洱湖中，色如银，狭长如鲦，无鳞少骨，味鲜美，衔尾而跃，形如张弓，因以得名。”杨琼指出“弓鱼”得名由来，不过，此说法显然只是针对“弓鱼”之“弓”的形象解释而已。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工鱼，一作公鱼或弓鱼。似鲦而鳞细，长不满尺，肉细刺少，子腴美，可腌食。大理、弥渡、凤仪特产。”虽然以“考”为名，对“工鱼”的认识并无太多增长。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称“洱湖产鱼虾最富，以弓鱼味最美”。《滇西兵要界务图注》产生于“片马事件”后勘察云南边疆、化解政治危机的实际需要，戎马生涯中的李根源不忘为弓鱼味美记上一笔。
除方志、笔记，文人诗歌中也有“弓鱼”留下的痕迹。最有意味的，当属乾隆年间大理文人师范的《西洱河弓鱼》。其中，有“洱乃鱼所国，弓鱼实称首。弓公或异书，未知义何取。但期饱嘉味，字形不暇究”之句，师范承认自己不清楚究竟基于何种意义而有“公鱼”“弓鱼”的不同写法。作为诗人，他更欣赏弓鱼的美味、在大理湖边的欢聚。
孔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历来存在两种理解：其一认为可通过《诗经》识得名物，其二则强调《诗经》的人伦教化远重于草木认知。前者近于宋儒所称“闻见之知”，后者则推崇“德性之知”，以为高于闻见。不论何种解读，孔子与宋儒在价值立场上实一脉相承——皆不重视现代意义上的经验实证，更关注鸟兽草木之“名”而非其“实”。名物考辨往往依托古籍，重视对自然之物的制度规范与分类秩序，而非实物本身。因此，杨慎考“弓鱼”溯于《鱼谱》，张志淳、桂馥则从古音韵角度辨析“工”“江”之关联。最终，因历史巧合，杨慎所主张的“弓鱼”竟与现代科学命名相合，致使“弓鱼”一说胜出，而“大理公鱼皆有子”亦不再被视作笑谈。
透过古代文献中关于“弓鱼”名称的纷纭考辨，我们得以窥见一种迥异于现代科学认知的传统知识建构方式。古人所关注的，并非鱼类本身的生物属性，而是其命名背后的制度渊源、用字规范与道德隐喻。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体会其命名与考辨行为背后深厚的人文关切与历史意识。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