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强

茶马古道作为历史上多民族互嵌共生的重要文化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茶马古道正是这一重要论述的生动历史见证。作为古道上的“活态遗产”，下关沱茶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内涵。本文通过剖析下关沱茶的制作技艺、流通网络与文化符号，揭示其中蕴含的多民族协作逻辑，探寻其从经济往来载体向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精神象征嬗变的内在路径。下关沱茶的百年演进，不仅记录了各民族在技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交融历程，更映射出中华民族从文化认同到命运与共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启示。

下关沱茶蕴含的历史基因

下关沱茶的创制、流通与使用，在物质、社会、象征三个空间维度，镌刻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因。

物质空间：生态智慧与技术交融的表达。下关沱茶的诞生即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1902年，大理白族商号“永昌祥”融合汉族团茶工艺与藏族运输需求，创制出外圆内凹的沱茶形制，有效解决了茶马古道运输中的防潮抗压问题，并适应了藏区高热量饮食对后发酵茶的特殊需求。其核心的“三层拼配工艺”更构建起跨民族资源协作体系：白族非遗技艺、彝族地区春尖与勐库古树茶优势互补，形成“一茶跨三域”的生产共同体。白族工匠还巧妙利用下关峡谷强风实现天然风干，将自然气候转化为工艺特色，展现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技术、环境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更成为各民族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社会空间：贸易网络与制度创新的信任建构。茶马古道不仅是商路，更是多民族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域。下关沱茶的流通依托滇藏、川藏双线，催生了制度化的跨民族协作与信任机制：白族“马锅头”统筹调度，藏族驮夫承担运输，纳西族沟通联络，彝族保障安全，形成分工明确的“流动共同体”。藏族商队凭刻有族徽的“赊茶板”赊货，回族商贾以符号记录的“羊皮账本”履约，构建了早期跨族际信用体系的雏形。这种通过经济规则创新促进族际信任的实践，为今天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象征空间：仪式共享与文化符号的意义熔铸。在跨文化互动中，下关沱茶升华为超越族别的精神纽带。剑川白藏通婚的“茶礼互嵌”婚俗，融合白族“三道茶”与藏族酥油茶礼仪，构建起族际婚姻的文化认同范式。云南驿古驿站的白族建筑融入藏族碉楼纹饰，沱茶图案成为共同装饰母体，实现了建筑空间的文化交融。当代博物馆成为象征空间创新的重要载体：剑川茶马古道馆以“茶”字多民族语言展示墙开篇，隐喻语言接触中的文化互渗。

启示与价值

下关沱茶的共同体建构功能随历史不断深化，其经验对当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历史经验：多元一体的内生机制。清代滇西马帮的“脚力股”制度，使藏族驮夫从劳动者转变为利益共同体成员，体现了经济互依机制；白族“三道茶”被赋予藏地叙事，经纳西族民歌传唱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符号，展现了文化互融机制；明代《茶马五利约》融合官方文书与民间盟誓，彰显了制度整合机制。这三重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生动实践模型。

当代创新：活态遗产的转化之路。在新时代，下关沱茶通过创新实践实现价值转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新活力。一是空间活化与文旅赋能。下关沱茶博物馆与剑川茶马古道馆形成“双核叙事”，利用VR重现历史场景、体验非遗传承技艺，将资源转化为党性教育和国情教育的生动教材。铜钱镇“古道诚信积分链”将游客参与羌族罐罐茶、白族沱茶制作转化为经济激励，沙溪古镇融合沱茶品鉴与民族歌舞展演，以“文化接触—经济收益—认同强化”的逻辑层次打造独特的文化体验。二是深化两岸文化纽带。“销法沱”（云南普洱茶）经港台转口形成的共同味觉记忆意义深远。台湾青年品尝“松鹤沱茶”后感叹“回甘如阿里山乌龙”的“茶汤认亲”现象，生动体现了沱茶在促进两岸心灵契合中的独特作用。三是学术话语构建。解析沱茶从“实用商品”到“非遗符号”的意义嬗变，揭示其作为“社会生命载体”的文化赋值过程。同时保持学术批判性，正视历史上“以茶治边”的复杂性，为构建科学、全面的共同体叙事提供支撑。四是融入国民教育。推动沱茶非遗进入中小学课程，开发“跟着沱茶走古道”研学路线，构建覆盖干部、群众、青少年的立体教育网络，使多民族互嵌共生历史内涵更加深入人心，增强大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下关沱茶的百年历程，是一部多民族从技术互嵌走向命运与共的壮阔史诗。如今，古道驼铃虽已远去，作为“活态遗产”的下关沱茶，依然在物质、社会与象征的维度上，持续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贡献力量。深化对下关沱茶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与创新转化，有利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