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瀚繁

红色题材舞剧作为艺术创作与时代精神融合的重要产物，正成为民族舞剧表达文化记忆、重构文化自信的载体。在2025年这一重要节点，第十八届云南省新剧（节）目展演继续承接时代使命，以“砥砺前行新时代 文化繁荣谱新篇”为主题，共有24台剧目、40个节目入选，涵盖了滇剧、花灯剧、话剧、音乐剧（歌舞剧）、舞剧、舞蹈诗、交响乐、民族音乐会、音乐舞蹈节目等艺术形式。剧目中，音乐剧《南侨花木兰》、交响组曲《聂耳与国歌》、音乐舞蹈史诗《西南联大》、舞剧《滇缅长路》、滇剧《风云滇缅路》、花灯戏《聂耳》等大型作品均以抗战为时代背景，以艺术为表达媒介，张扬先人风姿，彰显红色精神。其中，舞剧《滇缅长路》以1938年滇缅公路修建为历史背景，以20万云南百姓与3000名南侨机工的绝境抗争为蓝本，分为“序·疮痍”“余烬”“微光”“长诀”“破晓”“尾声·永续”等篇章，用舞蹈复述长路，用生命丈量山河，讲述抗战时期南侨机工远舟与当地小孩云路在血火淬炼中守望相助、携手报国的故事。

从国家叙事到个体命运

红色题材舞剧的叙事逻辑

红色题材舞剧多承担以艺术“再现历史”的功用，在一定层面上属于“文化记忆的再生产”，通过舞蹈身体语言，使集体记忆进一步具象化、情感化、意象化。纵观以往传统红色题材舞剧创作，难以逃离“英雄冲锋”“壮烈牺牲”“最终胜利”的固化模式，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该类题材表达方式的趋同化、同质化。因此近几年涌现出的舞剧创作开始积极寻找全新的叙事视角，或从内心成长、微观命运，甚至是带有历史记忆的物品，从小见大展开全剧架构，使“舞”与“剧”结合更为紧密。

在《滇缅长路》的叙事逻辑中贯穿着两个不可忽视的意象，一是依托于“路”的空间意象，其中包含两层含义，表层含义为南桥机工与当地居民修筑的公路，深层含义则是以“长路”实现民族命运的历史隐喻。以远舟与云路为代表的人民在历史时空中相识、相知、并肩抗争，“路”在这一语境下成为个体命运与民族危亡、国家命运交汇的场域。剧中多次出现对这条“路”的意象化描写：“序”以舞者相继缓慢翻滚而出，寓意艰难险阻的现实之路；“长诀”中当地民众用血肉筑起的长板，象征战争来临时人民英勇无畏的革命之路；“河灯舞”中随“流水”缓缓远流的是对逝去先人缅怀的生死之路；岁月流转后老年云路重返滇缅，回首凝望的则是祖国的未来之路。以“路”为叙事主线的结构，既延续了红色题材舞剧惯用的宏大叙事框架，又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使民族精神落地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

第二个意象塑造是“筒帕”，这是相比“路”而言更为实体化的道具，带有云南特有民族的符号寓意。从第一幕“云路父亲去世留下筒帕”，到“南侨机工们与云路嬉戏时的误会”，“筒帕”是云路对过去的祭奠；云路逐渐解开心结，随战争来临时亲手将筒帕递给远舟，其承载的是云路全新的希望和情感；在远舟牺牲后云路又将筒帕挂于身前，其是对未来与精神的传承。在此，筒帕的“传”“送”“回”象征着一代代人民的精神记忆与文化脊梁。

《滇缅长路》选取以上两个意象来架构舞剧整体结构的想法无疑是巧妙的，然在具体呈现中亦存在创作上的局限，如“英雄冲锋”“壮烈牺牲”的模式化表达仍旧存在；以“路”为主线的意象塑造和叙事线路并不能够贯穿始终，难免造成断裂之感；戏剧冲突可再加强等，如何打破平铺直叙的固化模式，以“舞”成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抒发情感的必要部分，还需主创在未来更为细致地打磨与思考。

人物的在地性与真实的生命

地方性话语的文化自觉

红色题材舞剧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英雄人物事迹、集体主义精神，这一系列抽象的理念往往需要通过具体人物来承载。因此，鲜活的人物形象是舞剧思想内核的直观化、人格化，同时也是故事发展和剧情冲突的推动者，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舞剧叙事的张力与层次，继而让观者从其展现的性格特征与情感世界中感受到历史精神、时代责任、现实使命。

《滇缅长路》由德宏师范学院的师生演绎，以“当地人”“讲述者”“亲历者”的视角，将远舟与云路设定为双重叙事的焦点：前者代表南侨机工归国赤子的家国情怀，折射出海外华侨与祖国命运的联结，后者则以云南德宏当地的本土少年形象呈现，既具有民族团结的象征，又凸显云南在抗战大局中的特殊地位。该剧摒弃传统舞剧中“男女搭配”的人物设定，从大历史背后探寻群像的文化记忆。

另外最具独特与创新之处在于，该剧精妙选用了德宏本地景颇族演员饰演“云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作为当年滇缅公路的重要节点，景颇族亦为其世居民族之一，演员与角色具有天然的贴合性。云路在剧中既是个体生命，也象征着云南边疆民族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群像，因此最大程度呈现出这种“土生土长”的生命质感，强化了真实性与历史在地性，而非单纯的“艺术符号”。红色题材舞剧创作中，专业舞者的演绎固然重要，但同时亦需要回归“真实的生命现场”，叙事的真实性与身体的真实性应同等兼顾。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地方民族的参与不仅是形式上“民族风情”的展现，更应是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红色题材舞剧的重要基础，因此，合理性与真实性尤为关键。

诚然在作品呈现中依然存在问题，如主角情感线路可再分明、人物角色设定可再丰富、“军”“民”间的联系可再强化、个别场景的艺术逻辑有待商榷，亦为作品未来提升留有较大空间。

跨文化的复合式舞蹈语言

“红色”与“民族”的当代表达路径

《滇缅长路》将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舞蹈语言相继融入，具有强烈的“地方”话语特色：“微光”部分以当地女工“生育”舞段象征生命延续与民族繁衍；运用德昂族舞蹈，展现远舟对过去的追忆，构筑出民族团结、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长诀”之后的傣族河灯舞则寓意灵魂寄托与对逝者的哀悼。与此同时，针对南侨机工群体借鉴了林迪舞舞步，强化其“海外华侨归国抗战”的身份指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事的纵深。而在主角双人舞及与群舞关系处理上又使用具有现代意识的编排手法，尤其云路“不加修饰的动作感”与远舟专业舞者的自然感相结合，使其呈现质朴、真诚的艺术性与审美性。

诚然，作品可在视觉表达与身体语言表现上呈现出更为层次分明的冲突与融合，继而更加凸显战争与生命、毁灭与希望的多重主题。单一民族的舞蹈可能局限于某一地方性理解，而多元语言的拼接却能形成“文化共生”的寓意。作品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其突破本土民族元素，从跨民族，甚至跨国际的视野中寻求语汇的整合，这一复合式的语言处理进一步说明红色题材舞剧创作并非封闭于民族国家内部，而应具有更为广阔的维度。

云南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战略要地，在历史上以独特的地缘文化、民族格局与精神传统参与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近年来，云南艺术工作者持续以地方历史与红色文化为母体进行艺术创作，使“红色题材”的表达不断与“民族性”“当代性”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地域精神的文化景观，如舞剧《锦绣如歌》《马灯》、舞蹈诗《跟着阿舅走》、剧目《赤光之灯》《遥望松山》《最后的演讲》《历史的身影》等，其中不乏佳作，云南在峥嵘岁月中的战略意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用舞蹈的形式予以视觉化呈现。本届新剧目展演中有多个表达“滇缅公路”主题的作品，代表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能够关注到这一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通道上发生的人和事，这条“道路”的意象被用艺术的方式重新激活，从历史延伸到今天，塑造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同体”，使民族精神在当下获得新的审美与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