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春
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朋普镇息宰村，其村名承载着“止息争战”的和平期盼。这里是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故乡，也因此广为人知。在历史上，该村更是一处重要的“受降城”，关联着明末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由此事件衍生出的三首著名诗篇，生动见证了云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明末崇祯年间，在云南临安府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司叛乱——“普名声之乱”。此次叛乱被称为“晚明一大事”。普名声是阿迷州（今开远市）土知州，其妻万氏乃江右（今江西省）寄籍女。普名声利用明末云南征调土司兵出征贵州和后金的时机逐渐发迹，势力不断坐大。其目睹明末中央势力式微，军队已不堪战阵，抓住云南各级官吏腐败不堪的机会发动叛乱。叛乱初期其攻城略地，滇南大片城池被其攻破，直接兵逼临安府府城（今建水县），甚至有进围昆明之虞。面对普名声的咄咄进逼，明朝廷令川贵总督朱燮元领贵州、四川军马进驻云南，同时，调四川石柱土司秦良玉军一同协助剿普。面对朱燮元和四川秦良玉土司军队的大兵压境，加之普名声属下何天衢反正攻其巢穴阿迷州。普名声担心大兵压境，自己的基业将毁于一旦，因此有求抚之意。朝廷也“司帑告匮”“兵饷不敷”，所以也想“以抚了局”。由此，云南巡按姜思睿等遣广西府知府张继孟，匹马入息宰，于皈依寺招抚普名声，“才使积年巨寇始尽”。
姜思睿、张继孟等人因招抚普名声与万氏之功劳赋诗以言志，刻石以记事。至今所传，如姜思睿在招抚万氏后，于临安城西筑抚蛮台。雍正《建水州志》卷12《艺文》有《抚蛮台》（为万氏作）诗，云：“平生耻读和戎议，今日㽛町见百蛮。泸水滩头谈旧事，南人不反乞生还。”在姜思睿看来，以堂堂华夏威严，汉室礼仪，屈尊“和戎”，这是一个大明封疆大吏所不耻之事，这是对儒家文明礼仪的玷污。但当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看到“㽛町”地区“百蛮”叛乱使得西南一片狼藉之后，姜思睿对诸葛武侯南征时听取马谡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后能够抚定南中，一举成就三国鼎立局势的做法大为赞赏。姜思睿认为自己招抚万氏，和诸葛武侯当年的抚定南中可一较高下，表明其为维护大明王朝的领土完整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并沾沾自喜。其后，姜思睿回师昆明途经今江川区海门桥时，看到抚仙湖与星云湖交界地区著名景点“界鱼石”时，因盛传界鱼石“石怪鱼惊”，使得抚仙湖盛产的抗浪鱼和星云湖独多的大头鱼，两湖相交，鱼以石为界，有两湖之鱼“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奇迹，由此触景生情，写下了“星云日向抚仙流，独禁鱼虾不共游。岂是长江限天堑，居然尺水割鸿沟。燎原已扑殃池焰，解网应消在沼忧。分付鲛人传鲤信，河清从此得相投”的著名的《题界鱼石》诗，今天在界鱼石旁仍立有镌有此诗的碑刻。
诗的前四句被当地人视为理解“鱼不往来”这一自然现象的圭臬。但事实上，姜诗所表述则有更强的政治意图，后四句则笔锋一转，论述“燎原已扑”“解网应消”“河清相投”，来说明殃及池鱼的燎原烈焰已经扑灭，河里捕鱼的渔网业已收起，让渔夫传话给两湖鱼族，河里所有阻碍它们往来的障碍业已清除，包括怪石嶙峋的界鱼石已经不起作用，两河之鱼可以自由往来了。在姜思睿看来，“界鱼石”的现象是一种区分“汉”与“非汉”两种文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抗拒统一，偏安一方的地方割据自雄现象，但在中央王朝看来，任何关山险阻的自然环境、纷繁复杂的民族状况，都不能抗拒统一，各民族之间可以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这是一种打破地域与族群的隔阂，将云南各族人民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思想，这也是姜思睿诗句中蕴含的深厚的政治意蕴。
而乾隆《广西府志》和康熙《弥勒州志》也记载了张继孟单骑赴息宰河抚普名声之事，《广西府志》认为招抚的地点为“皈依寺”，但康熙《弥勒州志》则记为“归依寺”。为何会出现“皈依”与“归依”的区别？刘献庭的《广阳杂记》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不但详细记载了张继孟招抚普名声的经过，而且还讲述了为何改“皈”为“归”的原因及“息宰”之蕴意。其记载张继孟匹马入阿迷，普名声“令兵目阿补，付以降文，随二使诣府乞降，请于息宰河投见。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杀也。息宰二字，有止杀之义，即诗所云遏刘也。’（张继孟）允其请，达之当事”。普名声“即传兵目搜采贞珉以纪其事，乞留一言，继孟援笔题之于壁，见檐扁书皈依寺，继孟曰：‘汝既归顺于兹，当易去匾上反字，改曰归依’”，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广西府志》和《弥勒州志》上“归依”和“皈依”的不同。而在康熙《弥勒州志》中有《息宰河抚普名声》，乾隆《广西府志》有《皈依寺抚普名声》，均记为：“天南妄自现饞枪，微彗焉能对大明。一纸不烦诸葛阵，片言何事亚夫营。昔凭岭柱削熢燧，今借河涛洗甲马。息宰从兹千载后，今人传是受降城。”张继孟改“皈”为“归”，其意图就是去掉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从此百蛮不再反，归依中原，实现国家一统。其把招抚地点选在弥勒朋普的“息宰河”这一地方，也是别具政治意图，“息宰”一词，说明从此止戈，由此“息宰从兹千载后，今人传是受降城”，“息宰”也成为了一个象征少数民族皈依一统的代名词。所以“息宰河招抚普名声”诗和姜思睿的“题界鱼石”诗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姜思睿和张继孟对于他们招抚普名声和万氏的功绩大加宣扬，并勒石以记其事，表达一种冀图国家一统的美好愿望。事实上，在明末乱世之际，大明王朝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处处受敌，处处挫败，几乎没有一件战事可以值得大肆宣扬。而招抚普名声和万氏，可以说是他们在西南军事行动的一次短暂的成功之举，虽然没有斩首报捷，但也暂时恢复西南的平静，维护了国家的一统。这对大明王朝而言，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次佳音了。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云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25YNDXXJ5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