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延炜

东汉学者许慎所编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说解汉字的专门著作。清代汉学兴起后，学术研究重视文字考证、声音训诂，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强调“识字为读经之始”，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遂进入崭新阶段，形成了一门专门的“《说文》学”，并涌现出以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为代表的众多重要学者。清代《说文》学的兴盛和繁荣，不仅极大深化了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更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其中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和求实追求，是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深化了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自东汉成书后，虽历代传抄、校订不绝，但相关研究始终较为零散。及至清初，随着学术研究由理学向考据学转向，《说文》受到广泛重视。乾嘉学者普遍将研读《说文》看作是读书治学的基础，清代学者王鸣盛曾云：“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在这一观念的作用下，清人治《说文》者甚众，仅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有400多种，主要内容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阐发体例。《说文》原书没有凡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其的阅读和理解。南北朝时期，虽有学者注意到其“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但并未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清人在研究《说文》时，特别注重对其体例的归纳和阐发。段玉裁注释《说文》时，常在一部之末或一字之下，随文论其体例。如“一”部“元”字下对《说文》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的著述体例进行了归纳，论证了“《说文》，形书也”的观点。王筠在段注基础上，“即许书而释其条例”，撰成《说文释例》二十卷。全书用1000多条例证，分40余种条例，全面归纳了《说文解字》的体例，“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

推进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研究。汉字由形、音、义三部分组成，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通过“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文》系统构建了汉字的形音义研究框架。清代学者突破前代研究中或“重形轻音”或“重义轻形”的局限，主张“形音义互求”，将汉字的形体、声音、意义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并进一步提出“因形求义”“因形求声”“因声求形”“因声求义”“因义求形”“因义求声”的六种互求方法，不仅极大推动了相关研究，更纠正了《说文》原书中的一些误释。

开掘新材料。清人认为，“许氏以后，三代器铭之见者日益多，学者摩挲研究，可以通六书之条理，为六经之羽翼”，故在《说文》研究中，十分注重以金石材料（包括青铜器铭文、石鼓文、陶文、玺印、货币等）校勘字形、纠正讹误，并补充《说文》未收录的字。如段玉裁在为《说文》作注时，就曾利用宋人编辑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考订《说文》未收录的“䩦”字。晚清学者吴大澂撰写的《说文古籀补》，收录金文、陶文、玺印等4700余字。该书依《说文》部首编排，每字摹写金文形体，注明出处，为《说文》补充了大量先秦文字。

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

《说文》学在清代的兴盛与繁荣，与学术研究在明末清初的实学转向密不可分，本身就是传统学术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清代学者在研究《说文》过程中秉承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治学方法，又极大丰富和促进了传统学术的发展，将其推向高峰。

明确提出由文字以通训诂，由训诂以明义理的为学路径。清人鉴于明末王学末流轻视读书，空谈心性的弊端，强调考文知音在学术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指出“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明确提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经过清人，特别是乾嘉学者的不懈努力，以语言文字学为核心的传统“小学”摆脱了以往从属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反过来为推进和加深经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丰富并深化了传统学术的校勘方法。作为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校勘在中国古代起源甚早，并在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等基本主张。清人校订《说文》，既继承了传统校勘学的核心理念，又有所创新。段玉裁注释《说文》，注重不同版本互校、前后文对校、据义例推校，提出“定底本是非”与“定立说是非”，认为“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暓乱乃至不可理”。正是经过清人的努力，传统校勘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长足进步，更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果。经清人之手校勘整理后的许多古代文献，成为善本。

坚持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出自《汉书》，原指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整理、编校古籍时“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治学态度，清人治学，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学术研究必须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反对主观臆断。反映在《说文》研究中，即强调“无征不信”。桂馥撰写的《说文解字义证》，博取群书，每一字下征引的例证，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王筠赞其“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这种平实、严谨、强调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经过清代学者的发扬光大，成为被中国学人广泛认同并尊奉至今的重要原则。

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

古人将以《说文》学为代表的文字、训诂之学归入“小学”，视为研读经史、阐发义理的基础学问。但《说文》研究又是一项难度极大、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专门之学”，甚至有“古之所谓小学，老大犹莫究其业”的说法。清代学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安贫乐道、焚膏继晷，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态度读书治学，这种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值得今人倍加珍惜。

甘于寒素，安贫乐道。翻开清代的《说文》学史，可以看到，不少学者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研究的。段玉裁晚年右腿残疾、疾病缠身，但仍坚持注释《说文》，曾对友人说“贱体春病如故，栗栗危惧‘说文注’恐难成矣，精力衰甚，既成而死，则幸矣”。书成后，则曰“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钮树玉早年以贩布为生，“舟船车骡之间，必载经史自随，归则寂坐一室，著书终日”，稍有赢利，即以购书，“恒夜篝灯，从帐中读，久之帐尽黑”。所著《段氏说文注订》六卷，纠正段注之失，多有依据。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清代学者为《说文》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举凡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无不耗费很长时间完成。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用三十年时间，其间曾任四川富顺、南溪等知县，时正值清廷征讨大小金川，“储偫輓输，无敢稍懈”，然“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篝镫改竄是书以为常”。桂馥“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余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又“绘许祭酒以下至二徐、张有吾、邱衍之属，为《说文统系图》”，“精力萃于是矣”。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说解汉字的专门著作，《说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说文》研究，不仅丰富了对该书的研究，更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其中所反映出的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是值得珍惜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湖湘《说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YBA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