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丹 李雯

2025年4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1届会议上，中国与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碑铭遗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第18项世界记忆遗产。

该碑又称“郑和布施碑”或“三语碑”，是全球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块同时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的石碑。它立于明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在锡兰山（古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一座佛寺中竖立的诏谕碑。立碑旨在宣扬国威、改善与当地关系，并祈求庇护航海安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曾于海外多处立碑，但唯有此碑被发现并保存至今，成为这一历史壮举的珍贵实物见证。

石碑为灰黑色天然石材，高144.5厘米、宽76.5厘米、厚12.5厘米。碑额呈圆拱形，饰以五爪双龙戏珠浮雕，四周雕有中式花纹，体现了明代皇家工艺风格。碑阴光滑无字，碑阳则阴刻三种文字：中文位于右侧，共11行275字，以正楷直书；泰米尔文位于左上，横书24行；波斯文位于左下，横书22行。

据学者研究，立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首访锡兰时，国王亚烈苦奈儿态度恶劣并意图加害，郑和被迫撤离。为避免再次途经时发生冲突，明朝廷决定采取主动，通过向寺院布施、向国王颁赐的方式换取和平过境。此碑制作精良，刻工纹饰优美，属“御制之碑”，其石材可能取自南京附近官办采石场，在船队出发前即已刻制完成，随船运抵锡兰后竖立。

郑和立碑之事在《明实录》中不见提及，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锡兰》中记有郑和布施一事：“锡兰国，古狼牙须也。前代不通中国。或曰狼牙须，梁时通焉。本朝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赐国主亚烈苦奈儿，诏谕之。”文中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一事，但可见明人已知郑和布施之事。清人王韬《漫游随录》也有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有当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并说“明永乐年间，太临监郑和曾赍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矣。”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在描述自己游览当地一座卧佛寺时，突然说到郑和布施之事，并提到在郑和以后，不断有华人来此地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经数百年，一直未被后人遗忘，当地人不仅知晓其事，还引导来访华人参观。清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亦提及郑和，足见他出洋至锡兰时，已知郑和立碑地点就在寺中或该寺附近。

此碑大约在清末流出寺外，不知所踪，直到1911年才被重新发现，据说发现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林（H.F.Tomalin）的英国工程师，发现地点位于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加勒（Galle）古城，当时碑面朝下，被用作一处下水道的盖板。因年代久远并受海水侵蚀，碑面上的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已漶漫不清、缺损严重，难以完整辨认，所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容仍大体可识。石碑发现后引起很大轰动，对碑文的破译也取得成功。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埃德蒙·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释读出中文，印度两位专家释译了泰米尔文和波斯文。1959年，著名学者向达依据碑文拓片释出汉文，并撰写《郑和在锡兰所立碑》一文附录于其校注的《西洋番国志》中，这是中国最早的释文。此后中外学者结合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对碑文持续进行解读和研究，先后有多种成果问世。

斯里兰卡独立后，原碑被移至科伦坡国立博物馆收藏至今，是该馆仅有的一块中国碑，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英国伦敦博物馆和中国南京博物院存有碑文拓片。2014年5月，江苏省文物局派出3人工作组抵达斯里兰卡，为耸立在科伦坡国立博物馆中央的石碑加装玻璃保护罩并首次拓印碑文，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添加了中文说明和一幅用毛笔楷体直书的中文碑文，为全球华人参观该碑提供便利。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见证，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这座跨越山海的历史丰碑，见证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和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实，印证了15世纪初中国与南亚、西亚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语言、民族共存的故事，显示出古代中国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眼光，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反映出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文明互鉴、和谐共生，在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的同时，更有助于丰富世界记忆遗产的多样性。

（作者分别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民族宗教信息中心主任、档案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