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怒江之畔的保山市隆阳区杨柳白族彝族乡联合村，每年冬季，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醇厚而温暖的甜香。这香气源自白岩自然村墩子地小组，源自赵国应家灶台上那七口咕嘟作响的糖锅。一家两代人，三十余载光阴，将岁月与汗水熬进每一块色泽温润、清香扑鼻的红糖里，也熬出了属于这个峡谷家庭的踏实幸福。

凌晨，42岁的赵国应和39岁的妻子阿秀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屋外，10多亩甘蔗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宛如一片“青纱帐”；屋内，灶火正旺，七口大锅依次排开，蒸腾的水汽带着沁人心脾的香甜。这是他们家每年十一月到次年清明前后不变的主旋律——榨制古法红糖。

这项“甜蜜事业”始于赵国应的母亲——86岁的陈建美。借着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春风”，她从老家带来甘蔗苗并试种成功后，和丈夫在山间建起简易糖房，用最原始的牛拉木榨开始制糖。“那时还没有公路，榨出的糖要用骡子驮着，越过双虹桥到怒江对岸去卖。”陈建美回忆道，从八九角到一两块一斤，一驮四五百斤的红糖，承载着全家改变生活的希望。

如今，接力棒传到了赵国应夫妇手中。曾经效率低下的牛力木榨，已在2006年左右被机械动力取代，但核心的古法熬制工艺却被完整保留。依靠这门手艺起早贪黑，一家人不仅供出一双大学生，还盖起了三层楼房，养起了牲畜，在山区过上了殷实安稳的日子。

所谓古法，精髓尽在熬制之间。赵国应家采用的是“七口锅一眼灶”的同熬技艺。一眼土灶上，七口大锅一字排开，温度依次递增，形成一个微型的流水线。

第一道榨出的青绿色蔗汁倒入首锅，用大火猛烧，逼出浮沫与杂质，完成净化。随后，蔗汁被依次舀入后续锅中，水分随着温度爬升而逐渐蒸发，糖液颜色由青绿转为金黄，再变为深琥珀色。整个过程，火候的控制至关重要，需根据糖液状态不停调整。阿秀需要不断抱来晒干的甘蔗渣添进灶膛。他们认为，用甘蔗“母体”作为燃料，熬出的糖才有最醇正的灵魂香气。

赵国应手持长勺，不停观察、搅拌、换锅，防止粘锅烧糊。待糖液变得浓稠粘勺，便是出锅的时刻。夫妻俩配合默契，将滚烫的糖液迅速倒入模具。冷却后，一块块质地松软、带着自然砂纹与清香的红糖便诞生了。

“七锅同熬，一锅出糖十三四斤，大概需要四五十分钟。如果只用单锅，得两个小时以上。”赵国应解释道。这门蕴含物理与经验智慧的老手艺，极大提升了效率，他家一天能熬出近三百斤红糖。

如今，赵国应家的红糖因品质地道而名声在外，慕名而来的客户越来越多，夫妻俩时常要忙到深夜。红糖对于当地人，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美满，是节日里煮汤圆、蘸糍粑、冲核桃米花茶的必备，也凝结着浓浓的乡愁。

然而，在这满院香甜之外，一份关于未来的焦虑隐约可见。前来串门的乡邻们看着忙碌的赵国应夫妇，不免感叹：“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一辈子守着灶台熬糖？”

这份焦虑，指向了所有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化浪潮下面临的共同课题。古法榨糖劳动强度大、产出效率相对现代工业有限，如何让下一代看见其超越经济价值的文化内涵与可持续的未来，是关键所在。

夕阳西下，怒江奔流不息。赵国应家小院里，灶火渐歇，新制的红糖垒成小山，散发着温润的光泽。两代人的坚守，让这份穿越时空的甜蜜得以延续。而如何让这缕峡谷红糖香飘得更远、更久，既是留给赵国应一家，也是留给更多人的时代问卷。

本报记者 杨艳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