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然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古代文献中关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云南引人遐想。文献之外，从“元谋人”到滇王的“金缕玉衣”，近年来丰富的考古资料，又为我们了解先秦云南、重新解读文献记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元且充满活力的古代云南。不同的人种、族群在云南这片热土交融演化，发展出复杂程度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并在西汉时成为中央集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农业、冶炼、商贸和文化上积极开展与其他区域的互动。
生息繁衍 各族交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远古到秦汉时期，云南一直是人类起源和民族融合中一块重要的区域。除了发现大量古猿化石，在元谋人之后还发现了早、中、晚期智人的化石及很多文化遗存。比起早年间争论“本土连续演化”还是“非洲移民替代”，现在，不同人群间发生过基因交流，现代人都经历过复杂的融合与演化过程已逐渐成为共识。即外来的人种不断与本地人种融合，并形成新的、更加适应环境变迁的人群。在旧石器时代，能看到云南与东南亚乃至欧洲的交流。在复杂的融合与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云南生活的现代人种。
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成为我国古代民族迁徙融汇的走廊和交汇点。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由云南西北部并行入境，横断山脉南北平行排列，在高山峡谷之间，是古代氐羌文化的族群顺流南迁的通道，而滇东南则是珠江流域先民西进的百越文化交汇带。滇南、滇西是沿红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南下的古代濮越文化族群的迁徙路线。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发生的大范围降温事件，使得大批西北地区居民向南迁移。他们将粟作农业和麦作农业带到了适宜这些作物生长的云南。因此，云南更像一个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元谋大墩子出土的尖底瓶、瓮棺葬及房址都与仰韶文化特征相近，晋宁石寨山也出土了具有羌文化特色的带耳、带流陶器。在石寨山，发现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印纹陶器等具有越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遗物。
根据考古学家最新的研究结果，稻作人群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人群产生的基因影响并不明显，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主要是粟黍人群南迁，融汇了稻作人群的种植技术。这种经济模式和人群的互动形式至少持续了一千多年。据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稻粟混合的生业模式，很可能是由黄河流域以粟黍种植为主的人群南下驱动促成的，种植水稻很可能是粟黍人群南迁过程中融汇了稻作人群种植技术并进行自然地区适应性改变的结果。
西南百部 渐通内地
远古至秦汉时期的云南，经历了从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到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考古材料表明，云南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居住方式是一群或一伙人居于一洞、一地，各居住地之间缺少联系，仅有简单的社会组织形态。进入新石器时代，聚落出现了明显的形态、大小差别，说明形成了以血缘纽带联结的多个家庭组成的聚落，这也代表各个部落的实力强弱。从墓葬的葬具和随葬品数量上，也能看出氏族成员的社会地位虽然大体平等，但已出现贫富差距。
在玉溪、昆明、昭通等地青铜时代的遗存中，已能看到有普通聚落和重要聚落的区别。从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与质地，也能看出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青铜时代晚期的滇西北，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并有祭祀的传统和一定的礼乐制度。1964年，在祥云大波那发现了青铜的礼乐器，还出土了一座巨大的战国时代木椁铜棺墓，上面有精美的几何花纹与动物花纹，棺内出土一具1.25米长的铜杖，似是权力的象征，说明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有较丰厚的财富。在云南大地上，各个部落已逐渐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政权组织形式。
部落力量的增长，势必造成不同文化与政治力量的碰撞。战国时期，秦国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开五尺道，在云南设置郡县。可惜的是，秦代在云南置郡县的具体情况，还缺少文献、实物的进一步佐证。
汉承秦制，继续在五尺道的基础上修筑从宜宾通往牂牁江的“南夷道”，又另外修筑经博南山渡过澜沧江通往永昌的道路。进一步设置益州、朱提、永昌三郡，加强管辖。一方面让各土著民族的君长治理其百姓，另一方面，也推行教育和法规，增强对云南的控制力。云南省博物馆1956年发掘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时，在第6号墓中发现了一枚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证明司马迁所叙滇国的情况并非虚言。20世纪50年代，在晋宁上蒜镇发现了河泊所遗址，2014年开始进行系统性发掘，2021年、2022年出土了大量简牍和封泥，其中带字简牍2000余片、封泥837枚。遗址不仅出土了“益州太守章”及下辖二十四县中二十个县级官吏的封泥，还出土了周边越嶲、犍为、牂牁、永昌等郡太守、都尉、守丞的封泥，说明该区域当时有联络治下各县、沟通周边各郡的功能，是郡级行政中心。从已释读完成的简牍也可辨认出包括滇池、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律高、不韦、嶲唐、比苏、建伶、来唯十二个益州郡的属县。
从民族互动交融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楚人已经完成华夏化的历史过程。尽管对于庄蹻入滇的历史事实目前还有争议，但是考古材料证实，战国时期的滇文化确实受到楚国一定的影响，有可能是楚人西迁带来的文化因素。石寨山曾出土一种虎耳细腰青铜贮贝器，与楚国的同类器物较为相似。除此之外，石寨山古墓群中还出土了与楚国陶器形制接近的豆、熏炉等器具。在石寨山墓葬中，出土了一批西汉中期的漆器，包括漆奁、漆盒等。在江川李家山3号墓中，出土了刻有“河内工官”字样的铜弩机。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云南的墓葬中，都发现了青铜钟、编钟。汉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喜好穿着“金缕玉衣”下葬，在晋宁的石寨山6号墓，也发现了由69片玉片和97片坯片制作而成的玉衣。
近年来，云南发现的大量东汉时期的墓葬，效仿中原汉族的埋葬制度，多为砖室墓，随葬器物也与内地一样，以滇东北的昭通、鲁甸及滇池周围最为集中，反映了大批内地移民进入云南的情况。汉代内地移民一般集中在郡的行政中心或交通要道、军事重地，开垦耕作，他们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
农耕冶铸 贸易日繁
云南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先民们从采食野生果实、稻谷，到逐渐发展出以种植业与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形态，并在两汉时期引入铁器和兴修水利，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从各地遗迹和出土遗物来看，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主要属同一经济类型，即以石斧、石刀和竹木工具作为生产工具，依靠以旱地种植稻谷的原始农业生存。根据所在地区的条件，他们也兼营捕鱼、捞螺、狩猎或采集。在洱海两岸，尤其是点苍山十九峰下人类居住的缓坡和台地上，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人工水道遗迹，这些人工水道除了供饮用水外，也用于灌溉，可以说是云南最早的水利设施。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物种和驯化技术的不断传入，云南的粮食作物种植体系和动物饲养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植物种类也趋于我们所熟识的主要粮食作物种类。学山遗址浮选出的植物遗存很多是观赏性或药用的，体现出先民们利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的进一步鉴定，新石器时代云南地区确认饲养的有狗、猪，遗址中发现大量尚未成年或青壮时期被宰杀的猪的遗骸可以作为证据，可能驯养的有牛、羊、鸡。在考古遗址中，除了农业生产，也仍能看到狩猎和采集的踪影。
西汉中晚期，云南开始出现铁制农具的踪迹，在滇池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铜銎铁斧，江川则出土了铜柄的铁镰、铁斧，到了东汉时期，云南昭通、滇池地区已普遍使用铁或铜铁合制农具。1975年在呈贡东汉墓发现一具陶制水田模型，一端有一大方格，代表蓄水池，另外十二块小方格为水田，之间有田埂隔断，储水池和水田之间有灌溉道连接，与《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文齐在益州郡“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相互印证。在滇池周围的考古遗迹中，墓葬里经常出土成套的纺织工具，贮贝器上有纺织场面的塑像。在江川团山的小墓和昆明上马村机修厂的考古遗存中，发现了与今天的细麻绳几乎一样的麻绳，说明纺麻技术已经发展起来。
远古至秦汉时期，云南一直是金属原材料的重要产地，其原材料供应范围一直到达陕西一带。随着先进技术的传入，云南的手工业也不断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青铜铸造业，在滇国时达到鼎盛，是中华民族璀璨青铜文化史中的一朵奇葩。在龙陵、腾冲、昌宁、云县、澜沧等地都曾发现青铜冶铸遗址和地点，但在云南各地发现最多的是青铜器的成品。古滇文化的青铜器种类繁多，达90种之多，造型各异，制作精美，古滇时，人们已经懂得使用模具铸造青铜器，而且对青铜合金已有熟练运用和成功的经验。其中出土于李家山墓葬中的牛虎铜案，就是杰出代表。个旧卡房黑蚂井的汉墓里，也出土了大量做工精细、造型美观的青铜工艺品，包括铜俑灯、孔雀灯等。
云南物产丰富，农业与手工业的进步带动了贸易发展。至东汉时期，已出现以商品生产为主的青铜铸造业，其中“朱提堂青铜器”闻名遐迩，远销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考古证据表明，河南殷墟、陕西城固等地曾从云南获取金属矿料，楚国铸造金币所用黄金，亦有部分源自云南。这一时期，云南长期流通来自南海与印度洋的“环纹货贝”，常置于贮贝器中作为明器。东汉以后，海贝数量显著减少，五铢钱则大量出现，并在昭通、曲靖、昆明等地广泛流通。西汉流行的贮贝器逐渐被源自四川、装饰五铢钱的摇钱树所取代。这一转变表明，汉初内地钱币可能仅作为珍品收藏，尚未成为通行货币。直至东汉，随着中央对云南控制加强、就地铸钱推行，汉币才开始广泛流通，取得法定货币地位。贝币与汉币并行，既反映出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深刻影响，也见证了当地对外贸易与商业的繁荣。而汉币逐步取代贝币，更标志着云南日益深入地融入中原经济体系。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