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彦

中国的年味来到吉隆坡，到底失了些神采。天黑好一会儿了，我才从旅店里出来，想去唐人街的喧嚣里找朋友们。这次到吉隆坡培训，时间被春节隔开，我们几个云南学员都没回国过春节。

唐人街洋溢着年味，金灿灿的“福”字与春联，挤挤挨挨，在热风里微微打着卷儿。铺天盖地的腊肉、糖、坚果等年货，竟都有浓浓的家乡味。一股亲切的焦香气，钻过繁华的屏障，捉住了我。寻味过去，一只小炭炉上竟还烤着一块圆圆胖胖的褐色年糕。炭炉上还有烤豆腐。我寻了张小桌，要了一份烧豆腐和两瓶当地啤酒。

豆腐烫，味道却古怪。我吸着气，喝冰啤酒吃烫豆腐，冰与火之歌，从喉头一直滚落到胃里，却奇迹般地熨帖了五脏六腑的皱褶。我就那么坐着，慢慢吃，慢地喝，看烟火气在眼前升腾，将自己藏进这异国他乡的热闹里。

不知过了多久，对面的塑料凳被拉开，一个人坐了下来。我抬眼，是位五十来岁的人。“一个人？”他忽然开口，讲的是带口音的普通话。我愣了一下，赶忙咽下口中的食物。“是，云南的。”“哈哈，我湖北的。”他笑了笑，笑意浅浅的，未及眼底便淡去了，却无端让人觉得温和。就这么一句，像一把钥匙，轻易打开了两扇虚掩的门。他姓周，在一家跨国建筑公司做工程监理，项目在哪儿人便在哪儿，今年轮到吉隆坡。三言两语，两个漂泊的人聊起这异乡年味的浓烈与疏离，聊起各自家乡过年的规矩。

“你看这年糕，”他指指炭炉，“我老家叫‘黄米糕’，得用特定的黍子面，蒸出来的年糕金黄金黄的，蘸着白糖吃，甜得扎实。我母亲做的最好。”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好多年没吃过了。”我告诉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花菜炖猪头肉，年三十才吃得到。我母亲把黄花菜泡发好，猪头煮“粑”切片盖在菜上，再加上鲜姜片、葱条，浇满土鸡汤上锅炖。那味道软糯香甜，寓意开头大吉，聪明智慧。

我们讲着往事，讲着蹩脚的普通话，带着尘土与灶台气息，像两个在荒漠里行走太久的人，互相展示各自水囊里仅存的甘露。啤酒空了一瓶，又添一瓶。周遭的人声、车声、音乐声，渐渐退成模糊的背景音乐，只有我们这一方小桌，被谈话的气流包裹着，成了一个在流动的海洋里的孤岛。

他乡遇新知。我们举起各自的半瓶酒，碰了碰瓶身，发出一声沉闷却厚实的轻响，“过年好！”

我们互留了电话，相约湖北，相约云南。

其实，那只是一次邂逅，也许一生只此一遇。虽然后来我们加了微信，时有问候。特别在春节时，总忘不了对方。我也去过黄冈，他却在国外；他也来过云南，又几次都在昆明。人生被更多的新面孔、新故事填满，那次吉隆坡夜里的偶遇，便渐渐沉到了记忆的河底，蒙上了时光的细沙，自自然然地丢失了，相忘江湖了。

直到前年春节前，我收到他的微信留言：给你寄的年糕收到了吧，祝春节好。我内心感动，寻思着礼尚往来——给他寄个什么呢？家乡的猪头肉倒好，可担心他不会做。思之再三，给他寄了两个“牟定油腐乳”，原想乳腐未必合他口味，可谁知，他连连夸：好东西。

倏然间，已穿过二十余年的茫茫光阴。吉隆坡那潮湿闷热的夜风，烧豆腐的焦香，冰啤酒的苦涩，还有那张温和的脸，时时排山倒海般涌回眼前，清晰得令人鼻子发酸。

那个夜晚，我们彼此馈赠的，是那个特定的、脆弱的时空里，一份即刻的懂得与陪伴。用自己的乡愁，短暂地安慰了对方的乡愁。

中国年，已成为世界的年，在这岁末年关，当鞭炮声隐隐传来，当屋内笑语盈窗，我只为自己斟一杯淡淡的清茶。在我的心中，悄悄空出一个小小的座位，我不再用力去抓取那个消失在霓虹灯火中的身影，只朝着那片短暂时光，轻轻地举了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