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楠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这不仅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选择，更是彰显中国制度优势、践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路径。从理论内涵到实践演进，区域协调发展始终回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特性、共同富裕目标与生态和谐向度，在新时代更呈现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配合的趋势，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愈发凸显。
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彰显了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历史自觉。在战略安排上，实现从单维突破到系统协同的战略升级。改革开放前的平衡布局侧重国防安全与区域均衡，却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改革开放后的沿海优先释放了市场活力，却在客观上加剧空间失衡。新时代我国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四位一体的复合型框架，既重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宏观板块协调，又注重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增长极，更恪守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底线约束。这种多极主导的战略布局，通过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与四大板块之间的互补协作，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体现了对区域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在内涵阐释上，追求从经济协同到多维融合的内涵拓展。当前区域竞争的核心已从经济总量转向创新策源能力与产业链韧性，协同的内涵随之从单一经济层面延伸至科技、产业、规则、治理等全领域。在科技创新领域，跨区域创新廊道、创新共同体成为重要载体，京津冀“中关村协同创新共同体”、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实践表明，创新资源的跨区域流动能有效破解发展不均衡问题。在产业领域，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化布局，重塑区域比较优势，如东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中西部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绿色能源、特色农业等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多维融合超越了传统的地理空间整合，转向发展水平、能力与动能的多方位协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内涵。在动力机制上，突出从政策驱动到制度创新的动力转换。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正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政策补贴、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与制度驱动并重。创新驱动依托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强化发展的内生性，制度驱动则通过立法协同、标准互认、数据共享等破除协调壁垒。动力转换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正在从短期政策刺激转向长效制度保障，通过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与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为要素自由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制度支撑，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创新能力。
区域协调发展是对现代化面临的空间约束作出的制度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总量平衡，而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空间约束的制度回应，其内涵体现为三重逻辑的有机统一，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当代阐释深度契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使得空间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成为必然要求。2024年我国东部与西部人均GDP差距仍达1.65倍，若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欠发达地区极易陷入“要素外流—发展减缓—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这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利润至上导致空间割裂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制度优势的关键在于，通过“全国一盘棋”的政治整合将空间均衡上升为国家意志。例如，对口支援机制中，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干部派驻与技术输出，本质是制度性要素的主动配置，彰显了不让一个地区掉队的社会主义空间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赋予区域协调发展鲜明的价值导向。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赢者通吃”，中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空间正义提供了制度安排。例如，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中，下游发达地区对上游生态保护区的经济补偿，突破了单纯的市场交易范畴，构建起“上游保护、下游受益、协同发展”的生态共同体责任链条。这种制度安排将空间正义从分配环节延伸至生产环节，使生态保护区既能守住绿色屏障，又能分享发展红利，为共同富裕筑牢空间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空间资源分配的价值引领，为区域协调发展划定了生态红线。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核心制度安排，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差异化管控，从源头上避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对立。这一制度设计呼应了空间生产应实现社会、时间、生态与空间协调统一的内在要求。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印证了生态理性的制度价值。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全面实施，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转化为刚性约束，确保了空间开发与生态承载能力相适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面向未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仍需聚焦关键环节发力，在动力转换、要素配置、机制创新和空间拓展上实现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空间基础。一是以新质生产力布局激活区域发展动能。从实践路径看，需构建“核心引领+特色支撑”的新质生产力空间格局。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动力源地区应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聚焦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创新高地，同时建立向周边及欠发达地区进行技术扩散的机制，实现创新资源的均衡配置。欠发达地区则立足资源禀赋，在绿色能源、生物经济、数字贸易等新赛道实现差异化发展，通过“换道超车”缩小发展差距，形成各区域优势互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二是以要素协同破解“马太效应”。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要素共享机制，在人才领域，借鉴长三角“人才飞地”、粤港澳“柔性引才”等模式，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与创新合作平台，通过项目合作、远程服务等方式促进人才资源均衡流动。在数字要素领域，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联动构建跨区域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推动数据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流动，避免“数字鸿沟”加剧空间失衡。在生态要素领域，在长江、黄河等跨流域地区建立常态化补偿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三是以制度创新破除协调发展壁垒。建立跨区域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协同机制，完善区域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协调，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探索建立跨区域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清单，激发区域协调的内生动力；完善差异化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将区域协调成效纳入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抱团发展。四是以城乡融合夯实协调基础。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神经末梢”。需立足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错位发展、串珠成链”。农产品主产区应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链延伸项目，打造城乡融合的农业产业集群。重点生态功能区可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城市化地区周边县域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发展配套产业，形成产业梯度格局。同时，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向县域延伸，以县域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区域协调发展筑牢根基。
［作者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CKS09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