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仲才

2026年4月20日，我来到风光旖旎、文化厚重的大理，以“2026年云南省全民阅读推广人”的身份，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我和其他几位“全民阅读推广人”参加了阅读讲座、书香分享等一系列公益活动，在浸润云岭的书香中，收获文字的滋养，感受文字的力量。

作为一名文学追光者，我从懵懂的哈尼族少年，一步一步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路走来，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文学创作者，我的成长得益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阅读的重视。

我的老家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萨村。1976年，我7岁，父母把我送进寨子里的小学读书。我们十几位小同学穿着破烂的衣服、吸着鼻涕端坐在草墩上，书桌则是用一块松木板和两块土基搭成的。进入社小读书，我第一次接触到书本。这里说的书本，并不是现在随处可见的读物，而是小学一年级的教材。

后来，我父亲从县城给我买回一本《新华字典》，从此，《新华字典》成了我永不离身的学习工具。我从这本工具书中学到了不少的词语、成语、句子。小学三年级时，我结束了社小的学习生涯，带着有些破损的《新华字典》转到村完小继续读四年级、五年级。两年后，我升入初中，到开办在邻村的谦岗村小学附属初中班读初中，那本残缺不堪的《新华字典》一直伴随着我的求学生涯。

在信息闭塞、除了课本再无书读的年代，我的父亲总是变着法子让我看到课本以外的世界。他总是给我们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僧取经、武松打虎的故事。这些我从没听过的奇闻异事深深吸引了我。我读初二那年，父亲从县城买回来一本《故事会》，这让我欣喜若狂。《故事会》里的故事读得多了，我也开始在结伴放牛的时候，讲故事给小伙伴们听。

《故事会》上的内容很快讲完，但漫长的暑假远远没有结束的意思。我开始编故事，看到什么，就把看到的事物加入故事的讲述中。看到蚂蚁，我就讲《蚂蚁历险记》。看到蜜蜂采花，我就想怎么讲述一只蜜蜂的“花园奇遇”。初三那年，我的一篇题为《故乡》的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鼓励：我的作文也能打动别人。现在回想，我的文学梦在那时就已萌芽。

中考结束，我考上了思茅地区卫校。卫校图书室里令人目不暇接的课外书逐渐拓宽了我的文学世界。四年时光，我系统地读完了中国四大名著和一些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我一笔一画写出的短篇小说《小女儿娟霞和带葱的鸭子》，也刊发在《思茅文艺》。快40年了，那本刊发我处女作的《思茅文艺》，我一直珍藏着，视若珍宝。

1990年，我从思茅地区卫校毕业，分配到磨黑中心卫生院工作。诊疗、阅读、写作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在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也逐渐多了起来。

我时常回过头看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深切感受到是阅读给予了我工作、事业的馈赠。从处女作变成了铅字，到2025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那个当年在煤油灯下翻读《新华字典》的哈尼族少年，终于成长为一名作家。但我深知，今天的收获都源于最初的起点：那位羸弱的少年手中握着的破旧的《新华字典》。感谢这个时代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阅读让我这样一个身体羸弱的农村孩子走出大山，不断前行。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但他为我制造悬念与惊喜的慈爱，依然在我每一部文学作品中泛着温暖的光芒。

如今，我也要像父亲一样，为更多的人点亮一盏灯——让那些还在求知的孩子知道，书页里有微光，文字里有力量。哪怕只是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故事会》，只要翻开，只要阅读，世界就会变得宽阔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