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图

我母亲是个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她没读过一天书，不识字，可她却用自己一生的爱心和辛劳把四个儿女培养成国家公务员和人民教师，用精湛的哈尼刺绣技艺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哈尼族人喜欢穿自制的黑色棉布衣，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故乡仍盛行种植棉花、蓝靛等植物。那时候，无论大人小孩几乎都穿黑色棉布衣，背包、书包、胸衣、头巾全是用棉布制作。

从种棉花到织成哈尼布匹有一套繁杂而又考究的工艺流程。成熟的棉花采摘后经弹、纺等工序织成布，浸泡入蓝靛的黑汁将白棉布染黑、晾干，再将棉布裁成自己所需尺寸，主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各种花纹图案，用各色丝线一针一线地织绣在布上。最后，把多块绣有图案的布拼接缝制成衣服或其他饰品。

刺绣，哈尼语叫“阿博博”或“康博”。关于哈尼族刺绣，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哈尼族服饰上的花纹图案是哈尼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在由北方向南方举族迁徙途中，在过大江大河前，聪明的哈尼族祖先把文字绣在了衣服上，以防被河水浸泡失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穿在身上的文字和文化。另一种说法认为，刺绣上记录的是哈尼族的迁徙路线和故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今天，聪明而富有想象力的绣娘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与需求，在绣花布上天马行空、别出心裁地创意出精美的图案。

作为绣娘，我的母亲心灵手巧，无论多么复杂的花纹图案，她只需看一两遍或学一两次就会。有时她无师自通，凭想象设计图案，但凡地上跑、空中飞、河里游的，都可以刺绣，并且绣什么像什么。每一件绣品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任何人见了都会拍手称好。

我们四姊妹在故乡读书、生活时，都是穿我母亲做的衣服。书包、小挎包、大背包也是母亲亲手制作的。母亲在劳动之余，一个人要保证一家人的穿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中专毕业后，姐姐、我及妹妹相继参加了工作，从此，我们很少再穿母亲缝制的衣裳。

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随我父亲定居到勐海县城，她的身份变成城镇居民。从此，母亲不再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苦干农活了。闲不住的母亲从衣箱里翻出闲置的棉布和针线，开始绣花，制作哈尼族服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母亲做的衣服无人问津。为此，我们曾不止一次劝母亲别再绣花、缝哈尼装。但母亲不听，她说：“我以前在老家时织的布剩得多，不用可惜。再说，我平时没事可做，一天到晚在家闲着，找点事做。”

就这样，母亲继续绣她的花，继续缝衣服。

起初，母亲绣花是打发时光，“作品”送给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有次，我陪同云南省社科院的一对夫妻到故乡丫口老寨调研。这夫妻俩，先生是作家，妻子是画家。夫妻俩在我弟弟的“门氏爱尼风情楼”住了四天。临走时，画家把她亲手绘制的丫口老寨全景图赠予了我，我则向画家回赠了母亲缝制的哈尼族女装。

回到昆明不久，画家来电话，说云南民族博物馆专家看中了我送给她的衣服，也想订购。我照要求让母亲赶制了男女各一套哈尼服饰邮寄过去，他们对我母亲的作品非常满意。此后，他们又多次委托我母亲制作衣裙、背包、脚套、胸衣、腰带、帽子和桌布……与此同时，我也时常向省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民族文化爱好人士和内地游客介绍推销母亲的刺绣品。

从那时起，我母亲对哈尼族刺绣和服饰文化更加着迷和执着，刺绣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成了她多年如一日奔波忙碌的“事业”。为了这项“事业”，年过半百的母亲认真地学讲汉语，隔三差五有事无事往街上跑，进这家店入那家铺，一半汉语一半哈尼语地与店主讨价还价，选购丝线、毛线、银片、羽毛、布匹等材料。有几次勐海县城买不到她所需的材料，母亲居然“背”着我们悄悄跟她姐妹坐客车去100公里以外的澜沧县，把她需要的材料买回来。

有时，母亲会带着她的绣品和衣服到集市上叫卖，或委托别人代销。母亲还与时俱进，根据客户需求与意愿及时调整思路，设计、制作适销对路产品。20世纪90年代，西双版纳地区流行民族特色领带、小背包、钱包等，母亲居然无师自通自行设计、刺绣这些产品，后来流行围脖、茶几布、镜框布等，母亲又跟着绣这些东西。她手艺精湛，选用的布料及配套用品货真价实，深受大家的喜爱，产品供不应求。她有一件挂绣被西双版纳高等职业进修学院选中，成为该校教育教学示范产品。

我母亲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向她求教的人不计其数，她总是不厌其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有民间传说、图案意义、技艺心得传授给年轻人，让哈尼族的服饰文化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哈尼族服饰文化著作《图说哈尼/阿卡绣》里，很多刺绣故事和图案由来都是我母亲讲述的。

母亲晚年最大的心愿，一是绣制更多的作品，让四代同堂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能拥有她的绣品。另一个是把自己有关哈尼族刺绣的技艺和文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让哈尼服饰文化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如今，母亲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