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庭马 张佳慧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深度调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既契合世界所需，又顺应人心所向，为破解世界治理难题，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以“两个结合”实现对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创新
与西方以“普世价值”为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导向的“全球治理”不同，全球治理倡议不预设单一价值标准，而是在“两个结合”方法论指引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形成兼具历史唯物主义深度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治理话语体系，彻底摒弃了西方治理范式中的双重标准与零和博弈思维，实现了对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创新。
一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在世界历史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产物并伴随着“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其分析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性诊断。全球治理倡议将这一批判精神升华为建设性实践纲领，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重构全球生产关系，尊重各国基于自身国情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从而实现了从理论批判到实践建构的范式跃迁。在共同体思想层面，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确立为终极价值旨归，但其实现路径具有哲学抽象性。全球治理倡议将“人类解放”具象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以主权平等原则消解西方“普世价值”话语背后的霸权逻辑，通过务实合作将共同体思想转化为跨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成了从哲学思辨到制度实践的范式转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民族国家内部为重心。全球治理倡议将分析维度从国内拓展至全球，揭示全球治理赤字的深层根源在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结构性弊端，主张通过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改革以调整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实现了批判维度的范式升级。
二是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一，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创造性升华为主权平等原则。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均享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从而为大同理想注入了普遍主义的规范内涵，使其在主权国家平等的现代国际关系中焕发新生。其二，将“和合共生”的哲学智慧创造性转化为多边主义框架。全球治理倡议将“和而不同”的理念外化为文明对话和安全合作机制，主张在差异中寻求共存共赢，为破解地缘政治困局提供了非对抗性的替代方案。其三，将“民惟邦本”的治理理念创造性拓展为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将减贫、公共卫生、职业技能培训、农业技术推广等与民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置于优先位置，强调全球治理的成效最终以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衡量标准。这一转化使中国民本思想跨越文明边界，成为全球治理回归人类共同福祉本源的伦理基础，从根本上回答了“治理为了谁”的价值追问。
以角色转型实现对西方治理范式的历史超越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长期以权力政治为逻辑基础，表现为规则制定的排他性、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及价值输出的强制性，实质上维护了少数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地位。与此不同，全球治理倡议通过对治理主体身份定位与治理体系运行逻辑的双重重构，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国家的规则输出转向多数国家的共同塑造，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长期垄断，实现了对西方治理范式的历史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开辟了新路径。
一是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中国实现了从全球治理规则的接受者向参与者的角色转型。在议题设置维度，全球治理倡议围绕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主动将发展赤字、安全困境、治理失灵等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纳入国际议程，使中国从被动响应西方议题转向积极引导讨论方向。在规则重塑维度，全球治理倡议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遵循，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世界银行投票权调整、联合国安理会扩员等具体议程，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中国从既有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修订与重塑的参与者。在机制创新维度，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上海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平台协同发展，构建以发展需求为纽带的包容性合作网络，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排他性“俱乐部模式”的替代性方案，使中国以机制创新者的身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中国不再局限于西方主导的议程内被动履约，而是以规则共同制定者的身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实现了角色转型。
二是全球治理倡议实现了对西方治理范式的系统性超越。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逻辑始终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安全领域，北约以“防御性同盟”之名，行单边军事干涉之实。在经济领域，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附加条件常要求受援国推行私有化与自由化，因而被诟病为“新殖民主义”工具。在法治领域，国际刑事法院对非洲国家的选择性起诉，则引发了“双重标准”的广泛质疑。与此不同的是，全球治理倡议从三个维度实现了系统性超越：在主权平等维度，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反对双重标准，以国际法治取代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迈向规则导向的新秩序。在多边合作维度，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为南北对话构建包容性合作平台。在价值取向维度，以人民为中心替代以资本为中心，使全球治理回归服务人类共同福祉的本源。
以实践导向破解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将“注重行动导向”确立为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之一，并明确指出要“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全球治理倡议并非停留于宣言层面的政治文件，而是一套以行动为导向的务实纲领。它直面当今世界最紧迫的治理困境，以扎实的行动推动理念转化为成果，把共识落地为项目，既为破解全球治理失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为国际社会注入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力量。
一是以主权平等和国际法治破解安全困境。全球治理倡议通过重申主权平等原则，强调国际法治统一适用、不搞双重标准、不以价值观划界，降低安全竞争中的零和预期。如在巴以冲突中，中国持续开展穿梭外交，提供人道援助，推动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在阿富汗问题上，通过“邻国+”机制协调区域合作，支持阿富汗的和平重建；在乌克兰危机中，发布立场文件，努力促成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俄乌冲突。这些行动不以强权划线，而是基于是非曲直维护国际准则，在尊重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寻求政治解决的最大公约数，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二是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与“失灵化”困境。中国既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是多边主义的行动派。如面对传统多边机制深陷僵局、排他性“小多边”安排层出不穷的现实挑战，中国一方面坚定维护联合国的地位与权威，反对任何削弱联合国作用的单边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坚持做世界和平的贡献者，注重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从而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同时，倡导积极调动各方资源，发挥各新兴多边平台的协同作用，以开放包容的实践为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提供弥合之道。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重构全球治理的价值坐标。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话语常将自身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以此作为对外援助与制度输出的合法性依据，实则沦为地缘政治工具。全球治理倡议拒绝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强调要“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将“以人为本”转化为务实行动。如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整合升级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已与20多个国际组织协作，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的60余个国家实施了170余个民生项目，涵盖减贫示范、职业培训、技术推广、清洁饮水等领域，惠及人口超过3000多万。全球治理倡议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搞话语霸权，坚持以行动消解话语霸权、以实效替代空头承诺，聚焦能力建设与民生改善，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赢得国际认可，为全球治理价值重构提供了中国示范。
[作者单位：皖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安徽省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025kcszsfkc103）和安徽省宣城市“大思政课”专项研究课题（项目编号：XCJKZ2500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