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鲁迅生前，与少数民族朋友有过许多交往，比如与两位回族朋友伍仲文、王仲猷朋友就有过10余年的深厚交往,他还关心、交往、扶持和影响过李辉英、端木蕻良、马子华、萧乾、金丁、李乔、陆晶清和陆万美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其中不少就是共产党员，其中,曾任北平左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的陆万美就是其中之一。

陆万美（1910——1983），白族，曾用笔名陆绿曦、陆陆，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云南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早年就受马列主义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在云南和国内进步报刊上发表诗文和译作,揭露旧世界的黑暗,热烈地表达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理想，在这段时间里,和艾思奇、聂耳等革命青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27年后，他历任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员，北平《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编辑，北平左联常委、出版部长，苏中四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南通县科长，山东第111师政治部副主任，山东军区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团长，山东大学文艺系副主任、支部书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科长，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49年后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政协云南省委常委。19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战士行》，剧本《我们走遍祖国》，回忆录《隽永的忆念》等。

陆万美与鲁迅总共见过3次面（不包括听演讲），都是在1932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省亲的15天当中。鲁迅1932年10月13日抵达北京（当时还叫北平），除了探望母亲以及在北京的妻子朱安之外，顺应当时的形势和大众的需求，在北平左联的安排下，在北平北大二院、辅仁大学、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和北师大一共做了五次公开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遵命文学与革命文学》等，这是要代表北平左联党的安排并以学校行政或学生会名义邀请鲁迅，陆万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鲁迅，并聆听了鲁迅的演讲、谈话与教诲。

对于鲁迅的演讲，陆万美很有感触，他后来记录下来：“演讲的主要内容，记得主要有二：一、是在打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侵略者的投降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奴才政策以及残害人民的血腥屠杀，荒淫无耻的卑鄙行径。同时也尖锐地揭发了一些御用学者的欺骗言论：什么相信‘国际联盟必会出面公正处理’，什么‘读书救国’等等，实际都在骗惑人民走向幻想的岐途，以削弱爱国主义斗争的力量。因而，先生对于整个民族垂危的形势，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加上先生自已锐敏的观察，生动地予以发挥，对各种各样的听众，都发生了深深刺痛人心的警觉作用。先生并进而鼓励人民:热爱祖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严重形势，同时还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认真地、实际地’”准备和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二、是在文艺战线上，针对着当时北京的“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亡国倾向，揭露他们口口声声‘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实际是在‘帮忙、帮闲’，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对于所谓‘民族主义文艺’的阴险意图和卑鄙活动，也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同时，还公开地一一在当时，旁人从不敢公开谈起，因为这可能引起被逮捕、杀头的危险一一谈到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如何在严重的迫害下坚持斗争的情形。先生充满无限信心地解说:普罗文学运动，是生根于中国社会最有前途的工人阶级，又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联系，任何的屠杀迫害，都不可能把它摧残下去。几次演讲中又都涉及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的自我改造问题。这几次的演讲，对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迫近榆关，锐利的刺刀尖已冰冷地刺在胸口的华北人民说来，确实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很多中间的和落后的人们，从此都有所惊醒和转变。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紧接着展开了一个紧张活跃的新的斗争期。”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1月24日在北平范文澜家中，见面以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先生举办洗尘宴会的形式进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为“同席共八人”，这当中就包括了范文澜、陆万美、张磐石、刘惠之等，那天下午，鲁迅还在平大女子文理学院演讲，到“天渐昏黑”，鲁迅才来到，陆万美记得：“棉布门帘一掀，先生很矫健轻捷地走进来了。多年来衷心仰慕的，从形象到精神都很熟悉的伟大先驱者，很亲近地站在我们面前了，但身材比想象中要矮点。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很快脱去了陈旧的青灰色粗呢大氅，里面是一身黑芝麻花布的薄棉袍。虽在冬天，仍穿着胶底布鞋。这天，先生曾忙了一整天，刚刚又做了演讲，但一点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是精神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这晚，先生谈话最多，一边慢慢呷着绍兴黄酒，品味着鱼虾蛤蚌之类的鲜海味(这是特为先生预备的江浙酒席)，一边以低沉的声音，亲切地谈笑着。记忆中，谈了许多上海左联的情况，怎样坚持斗争，内部反关门主义的问题，‘一·二八’后上海工厂文艺活动和“工农兵通讯”活动情况。鲁迅先生更非常关心北平学生运动和文艺界的情况。我们谈了一些，先生冷静地又极有兴趣地倾听着，并不时对学生南下示威的爱国行动所给予国民党的打击，异常满意地放声笑了，就便也插入一两句对南京反动统治狼狈相的讽刺，引得大家也痛快地笑起来。听到北平‘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情形，先生愤愤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堕落倾向，并且提议：‘在北方，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上海却是《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等刊物，先后都被查禁了……谈得夜很深了，大家要先生回去休息，但他还仍有点不愿结束的样子……另外一位同志又拿了一部小说稿给先生，是端木蕻良写的。先生还问：‘听说是一个女学生？’大家答说：‘不，是男的。’引得先生笑起来了。”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平各左翼社团对鲁迅的欢迎会上，也是一个晚上，在北海旁，参加的还有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李昭野等。陆万美回忆：“这晚是正式开会的。各文化团体依次汇报了工作情况。鲁迅先生特别着重要了解左联的，他自己后来发言也着重文艺斗争这方面。他谈得很长，首先提到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主张仍然应该用笔才是主要的战斗方式(当时因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工作中确有一种简单化的偏向:党、团、群众团体，几乎毫无区别，一律‘散传单，写口号，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左联的人反倒也不写文章了)。同时，他也谈到反关门主义问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改造问题。他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他反对许多人把工人写成流氓的形象，一开口就粗鲁地骂几句‘他妈的’，好像就成了无产阶级。记得他……也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表现做了简明的解释。另外还提起:组织上要他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材料也搜集给他了，他自己最初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重要的任务，极愿意努力写出来。但经一再研究考虑，仍然不敢下笔，因为究竟只有文字上的材料，本身对那样的斗争生活是不熟悉的，怕不能充分写好这一伟大斗争，甚至写歪曲了。记得也谈到:他计划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以至‘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发展的长篇小说，并说:‘以后年轻的一代，恐怕就不易熟悉这些了’。鲁迅先生也给‘北平左联’工作开展上一些具体指示，记得主要还是提出: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某些要求进步的和作风严肃正派的老作家进行团结工作，如何注意发现及培养新的力量等。最后，还是强调‘要好好办一个刊物’。”

几天后，出于对鲁迅“纠正过去关门主义倾向”意见的尊重和落实，“北平左联”在北海五龙亭举行了一场茶会，除“北平左联”同仁外，还邀请了郑振铎、朱自清等先生出席并且毫无隔阂地个别交换了许多开展文艺工作的意见。陆万美也因此第三次见到了鲁迅。陆万美说“这样公开的活动，在过去的左联从没采用过”。第三次见面推动了“北平左联”以“北平西北书店”名义所编刊的《文学杂志》的诞生，在许多文艺界的前辈和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下，刊物编印出版了，鲁迅转回上海后也立即为刊物写稿并发表在创刊号上。陆万美说：“刊物出版后，他更为高兴，不断写信来具体指导和告给我们上海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情况，并不断寄给一些他所编印的新书刊。正由于得到先生经常的热诚关怀、许多文艺界同志的支持，刊物才能克服国民党特务所给予的各种各样阻碍和困难，坚持办下去。每次编辑会议，常常是通夜不眠的，大家仍感非常愉快……随着《文学杂志》的出版，北京相继出现了许多进步的文艺刊物……”

通过与陆万美的交往的“一斑”里，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军人物的鲁迅，怎样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工作的，这也是晚年鲁迅为“革命”工作的令人难忘的美丽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