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昌惠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今天再读他的文章，我的内心仍然是激荡的，我敬仰英雄，因为荣耀来得太沉重，它是鲜活生命的悲壮与扼腕，是一个个战士为国赴死的责任与使命。

2021年年初，在远离城市的山村，我再次拜访史文云老人，他已经走过了九十多个春秋。苍苍白发，暮年忆烽烟，那份山河之重，致敬之情令我难以用语言表达。

他从屋子的最深角落里拿出了一个小木盒。他打开木盒，再打开木盒里的红绸布，红绸布包着一枚和平纪念章，一枚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年纪念章，还有一枚蓝盾勋章。相对战功赫赫的将领，他的勋章只有一枚。但是，当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与美军的王牌部队相遇，交战、厮杀时，那场战争的残酷是极致的。

他拿起这枚纪念章，拇指抚摸着它，深情地凝视，他的思绪回到了七十多年前朝鲜战场的惨烈。

是个大白天，我一个人去接线，保证前方与指挥部通信。我们的线路要通过一个平坝，平坝前面一小截就是敌人封锁的垭口。敌人的飞机左一趟右一趟地轰炸我们的电话线路。我快速地把两头的电线用钩子钩过来接起。前方的电话通了，接着又打电话给指挥部，汇报电话修好了，请首长放心，可以顺畅指挥了。登高器材挂在电线杆上，我紧紧钉在电线杆上，敌人的飞机第二轮又扫射过来，轰炸声太大，我的头昏得不得了，整个人紧紧抱住电线杆。这时电线又断了，又不通了，没有办法，我只有又一次在敌人的轰炸中把首长的电话接通。就在这一瞬间，炸起来的石头打在我身上，幸好不是在头部，是打在了腿部，腿部受了重伤，死神挨着我过去了。鲜血顺着电杆直流，根本不知道疼，只是暗喜，我的第一次任务完成了，第二次任务也完成了。会不会有第三次呢，我赶紧挂上电话，问前方，前方是通着的，又问指挥部，指挥部也是通着的。这个时候我的头开始昏了，基本说不出话来，只听到首长在电话那头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负伤，我不敢隐瞒我的伤势，如实汇报了我的身体状况。首长发话说：“小同志，感谢你，你是光荣的，我们要通知你所在的党支部，接收你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就这样，我在电杆上成为了正式党员。虽然我没有直接和敌人刀枪相拼，但是我的任务连着前方那么多战士的生命，这是一条生命线呀。

在战争年代，上了战场命就不是自己的了，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接着说，我从一丈多高的电杆上滑下来，脱下衣服撕下袖子，把腿上炸烂的皮肉一块一块拉拢又贴在脚杆上，用袖子缠起来，爬着走，再疼都不哼一声，不管路有多远，雪有多厚，敌人的封锁有多严，一个念头就是往前爬。还好，爬着爬着就遇到了志愿军管公路桥梁支队的车。我方的车又送我到临时医院包扎，包扎好又把我送到了我们仅仅只有三个人的线路通信组。

他讲到这里时，眼眶湿润了。他觉得能够活着回来，后来又亲历了国家的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发展时期，一直到今天的新时代感到非常幸运。一个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幸存者，对生活的吃穿住行已经没有太多的要求，他退休后就没有安居在城市，而是在他的老家会泽县迤车镇迤北村安享晚年。每天早晚他绕着小河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田地里的蚕豆花、豌豆花开，看着大自然编织在小河边上的绿树藤条他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对他来说不管有没有人记得他，或者在意他，他都觉得是一种奢侈。他说，如果七十多年前那一颗颗杀伤弹的信管没有被人取下失了效，他早已成了炮灰湮灭在那片焦土中，不可能活着回到祖国，回到这小屋过着安静的生活。

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次杀伤弹的信管是被什么人取消的？但是他明白那一颗颗投下来的杀伤弹没有爆炸，让他们的生命有着呼吸。

他继续回忆说，那次夜间执行任务，我负责的线路有三十多公里，平原全被敌人封锁了，只有顺着山走，往森林里走。来剪线搞破坏的特务也防着我们，我们也要防着他们。有的时候是东边线、西边线都被剪断了，我只有把备用线接上，前方坏了查前方，后方坏了查后方，接好了就要抓紧时间汇报，请首长通话。执行任务时，不管天有多黑，雪有多深，我们背上登高器材，背上电话机电话线，还要背干粮、拿枪、拿手榴弹、拿五节电池的电筒出发。全身背满挂满，饿了渴了就抓把雪吃。雪漫过膝盖，深一脚浅一脚，滚在山沟又爬起来。完成任务是第一，保护首长的指挥是重中之重。在参加这项任务时，我就已经通过了上级信任与考验。到了部队就服从领导、服从组织。

从平壤到公安一师到底有多远，估计有上百公里路。我们的行动都在夜里。我们把敌人的侦察机都叫做“老病号”，为的是增加自己的信心。“老病号”看到一只小动物都要打。封锁非常严，我们通信大组牺牲了两个战友。我们去前方架电线前，指挥部到西海岸前哨阵地，都要从平壤的重点封锁线经过，赶着马车，开着大车，拉着设备设施到前线。大冬天，我们准备五尺白布，举着白布走，用来迷惑敌人。听到飞机一来，立马从车上跳下壕沟里趴下，白布盖在身上，等飞机走了又起来。

我问史文云老人，在战场上，害怕死亡吗？他沉重地说，我是看着我的战友牺牲的。机关枪扫过来，打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声息就倒下了。有的大腿被打成两段，疼得在地上翻滚，活着比死了还艰难。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忙着抢救，根本不容许我们害怕，上了战场就不考虑生死了。

我是独儿子，人家劝我不要去参军，如果牺牲了就后继无人。我说，我一旦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是为祖国牺牲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光荣的。

说起他的爸爸妈妈，史文云老人再次哽咽了。

那时，我的爸爸妈妈是生活在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会泽迤车镇的穷苦地方，是地主家的长工，做的是脏活累活，吃的是糠菜粗粮。我六岁时就帮地主家放羊喂猪，晚上不背柴草回来就要挨饿挨打。六岁到十四岁没有穿过鞋子，光着腚，半截膀子在外，手指常年开裂。大约到了十五六岁，共产党救了我们。在我家这个地方，我是第一个被党组织要去的人。后来，我的爸爸病故了。安葬了父亲，我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公安一师，部队要开往镇南关把守祖国的南大门。

38军一部分往广西走，我们在广西中越边界十万大山一带追剿蒋匪残余。在广西一年就完成追剿任务。1950年12月我接受任务参加抗美援朝到广西集中，后又到广东学习，组织就挑选我去学习有线电通信技术，分到了团司令部的指挥部。

我记得我们是1951年7月出发的。那一天，坐火车，从广东曲江出发，到了鸭绿江的桥头，连夜上了闷罐车，到了仁川。我是38军公安一师的，公安一师有六个团，我是32团4支队。当时，我们公安一师又要打仗，又要负责反击敌特在各条战线上的破坏工作。每天敌人的机关枪哒哒哒哒的。后来从各个团中又抽调一个人组成通信队，负责检查各个地方各个指挥所的通信设施情况，保证首长电话随时畅通，保证前方汇报畅通。

有一次检查完线路，我们通过平壤回到住的地方仁川。路途中，夜间敌人的飞机在侦察，照明灯一照，亮晃晃的，地上有个五分硬币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只要看到有车，机关枪就扫射不停，杀伤弹顺着公路丢。我们只好关闭着灯，摸黑开车。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着，只看到路两边的雪上冒起蓝火花。子弹打在汽车两边、后边，只听到铛铛响。

突然，只见杀伤弹一铺拉丢过来，大家都说，完了完了完了。当时我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脑子一片空白，觉得已经死亡了。结果杀伤弹没有爆炸，战友们都自己摸摸自己的腿脚，相互证实确实是活着的。觉得蹊跷，等小心翼翼一查看，杀伤弹的信管被取下了。真的是我们命大吗？然而谁也无法知道这一轮杀伤弹没有爆炸的原因。

看着史文云老人谈起那段战争是那样的激动且记忆深刻。我问老人还记不记得他的上级领导。

史文云老人嗝都不打地说：山东人，张云山。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只是，他1954年归国，到了河南新乡市河南公安3449部队。1957年在开封学习后复员，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云南省后，在过会泽邮电局、会泽商业局、者海联社组织部、东川市公安局迤车分局。后来又到东川市迤车纸厂乡派出所，一干就是多少年，直到1987年4月27日从纸厂乡派出所退休，告老还乡。

如今，硝烟远去，那些牺牲者已魂归故里。而幸存者，史文云老人，带着战火深深的烙印回归现实、家庭、社会、自然。他轻轻捧起那一枚和平纪念章，他说，希望和平永远带给人们安宁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