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 文

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年，后已因车祸去世的四川《现代作家》编辑陈晓，从北京拿回了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金冬心》，要刊发在《现代作家》杂志上。汪先生那时已因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重回文坛，读者和作者都觉耳目一新，惊叹说：“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汪先生深得老师沈从文先生作品的神韵，行文如行云流水，自然舒卷，于恬淡从容中具隽永味；题材又是三四十年代中的凡人故事。陈晓兄笑眯眯地告知同事：“汪曾老这篇写金农的，又与《受戒》等篇不同，题材更老到、意蕴更深邃，直截了当骂‘斯文走狗’，真是痛快淋漓！”

金农就是金冬心、金寿门，是人们熟知的扬州八怪之一，与郑板桥、石涛等齐名，书画俱佳，又精于篆刻和鉴赏。据说，扬州八怪与时相违，不见容于当时的统治者，又不随俗俯仰，故与权贵无缘，其“不遵成法，不追古风，笔墨恣肆，笑傲士林，好出狂言，臧否人物”，自然另成格调，开画坛书坛一种新鲜气象。

我这人爱读闲书，知道“扬州八怪”是后人所加的称谓，在当时他们并非朋党，书画也各有所长，立身行事更有差异。后世的人总爱把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以为板桥诗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一类思想、情操、行为，是八人共同具有的；还有人以石涛是朱明宗室后裔，与满清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国恨家仇，因而不食周粟，隐于方外，去证八怪的遗世独立、品格高标的。汪先生要写那个时代的人物和故事，是不是也服膺流俗所认定的扬州八怪，去描绘一个风骨高致的金冬心?开卷持诵，却大不然。汪先生笔下的金农，骂别人是“斯文走狗”，自己却也未脱出金钱爱欲的藩篱，活脱脱露出一副“斯文走狗”相！原来，汪作重心在写金冬心与江淮富贾的盐商交往。淮扬盐贾，浑身铜臭，却偏爱附庸风雅，经常宴集赋诗，以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出丑。因为柳絮飞扬，断无红色，为了合韵，就出口成谬，引起与宴唱和者起哄嘲笑。这时节，金寿门先生的学问和机灵就派得上用场了。他当即出头为盐商解围开脱，称这位富家翁的诗句并非胡侃，因为“夕阳返照桃花坞”，所以“柳絮飞来”自然就呈“片片红”之色。金先生是方家，言之又成理，于是众皆钳口，不得不敬服。盐商有了“台阶”可下，保住了风雅人面子，心存感激，第二天就命人送来了金大师爱极而买不起的十数盆名贵兰花。当时读毕汪先生手稿，不禁与人拊掌而笑，觉得汪先生真是诛心笔墨，那“斯文走狗”四个字，用得实在贴切。这才是真正的金冬心!

一个人，但凡为物欲所累，就很难清高得起来。金冬心癖嗜砚石，搜集甚丰，自号“百二砚田富翁”。一方端、歙名砚当时值多少银子，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汪先生小说里的名贵兰花，确是金冬心无力采购的一个高价位。怎么办呢?囊中羞涩的文化人就只好周旋于巨商富贾门下，不时扮一个清客帮闲角色，去分一杯羹。所以，人们常说的“洁身自好”，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不为功名利禄财货广厦所动心。清人秦祖永在《桐荫画论》中说：“金寿门农，襟怀高旷，目空古人，若展其余墨，另有一种奇古之气……”是只看到他作为大画家的一面，没看到他骨子里卑微，拜倒在名利之前的另一面。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很难摆脱人身依附的意识，也很难避免人身依附的行为。板桥先生洞知世相，早就泛论过：“世间鼠辈，如何妆得老虎!”乾隆二十七年，已经76岁高龄的金冬心曾经向南巡的乾隆皇帝呈诗，写了《拟进诗表》说：“谨录所业各体进呈御览，肃聆圣训，俾在野茅草，沾恩光于万一，荣莫大焉。”既然自知是在野茅草，这位一朵闲云、一只野鹤般的大师，就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曾将奏表中这几句话告诉北京一位谊兼师友的老大哥，他在信中惊叹说：“这真是头一回听说!”足见我们对文化人学得艺技，“货与帝王家”的从龙心态仍估计不足，其距离“独立人格精神”之遥远，自然也不可以道里计。

汪先生的《金冬心》，其实是有出处的，见清代野史。我手边无书，记不清卷名了，大概是《春冰室野乘》那一卷，是人们不常见的、很冷僻的书。汪老剔幽发微，加以文学的再创造，刻画了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遂成名篇，他的确是我辈所望尘莫及的文坛高手。如今我们与汪老人天永隔，真叫人生出造物嫉才，不增其寿考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