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龙

杨慎充军到永昌（今保山）的戍所在什么地点，似乎是一个谜。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朝状元。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生于京师（北京）孝顺胡同。1511年，礼部考试为第二名，殿试则考了第一名状元。当读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读到他的试卷时，称赞说：“海涵地负，大放厥词，共庆朝廷得人。”于是，24岁的杨慎被授翰林修撰，主编国史。

公元1524年，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大议礼”发生了争执，朝中形成了拥护嘉靖观点的“议礼派”和反对嘉靖观点的“护礼派”。杨慎是护礼派的骨干力量。由于嘉靖皇帝支持议礼派，那些原来是护礼派的人也逐渐倒向议礼派。议礼派的力量不断扩大，双方争斗逐渐趋向激烈，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当年七月，朝廷大臣200余人跪在左顺门外，大声喊叫明孝宗，哭声、喊声震天。嘉靖皇帝看到这样多的大臣反对他，顿时起了杀心，他下旨召宫里的锦衣卫迅速赶来，抡枪使棒，将左顺门前的大臣们打得血迹斑斑。左顺门事件几天后，被逮捕的大臣受到了处罚。四品以上夺去俸禄，五品以下受杖者180多人，其中17人被创死亡，另8人编伍充军，其中杨慎便充军到云南永昌。

杨慎于1525年正月，在巡抚黄衷的严厉督促之下到了永昌。

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变化，导致了很多人研究杨慎到永昌以后的戍所究竟在哪里？至今也没有定论。去年我与永平县杉阳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同仁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博南山上考察，才发现山上的“升庵祠”。回家以后翻阅《杨升庵丛书》（1至6卷）查找有关杨慎戍所的资料，经过详细地查阅，在“丛书”里发现杨慎有“博南逸史”“博南戍史”“博南山人”“杨博南”等几个名号，都与博南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博南山成为了杨慎生命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后半生多多少少与博南山有关系。因为现代考证杨慎永昌行迹的专家学者大多把重点放在了澜沧江以西的保山市，从而忽视了永平博南山上“升庵祠”与杨慎的关系。因为永平县管辖的博南山从公元69年开始就属于永昌郡、永昌府，直到1950年永平县才划归了大理。

明朝后期在博南山的叮当关上修建的升庵祠，是当地百姓供奉杨慎的神庙。任何一个古迹建筑都不会空穴来风。如果杨慎谪戍永昌没有居住过这里，就不会出现升庵祠的称谓，也不会有升庵祠的遗址存在。更何况杨慎使用的几个名号如博南逸史、博南戍史、博南山人、杨博南都直接用了“博南”。

以杨慎的名号与“升庵祠”结合在一起，他的戍所曾在博南山是有依据的。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病殁于永昌戍所，即“升庵祠”。民国时期的云南著名文化人物赵藩，1912年经过博南山，在博南古道旁的升庵祠留下了一副对联：“自号博南山人，唱酬遥寄张公子；地近宁西禅寺，英魂常依李晋王。”证明了杨慎有一处戍所就是升庵祠。杨慎与好友张含之间相互唱酬的诗《侨坐怀博南山人二首》之类直呼杨慎为“博南山人”。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年）书于四川《跋贵精集》署款为：“博南山人杨慎跋”。《四川总志序》校勘记，按此文实为嘉靖总志艺文志序，又单刻为《全蜀艺文志》，亦冠以此文，后题：嘉靖辛丑（1541年）九月十五日，博南山戍史成都杨慎序。《仙楼琼华序》款署为：“嘉靖丙午（1546年）五月三日，博南逸史成都杨慎书。”《古音骈字题辞》署款为：“嘉靖戊戌秋八月丙寅，久雨新霁，博南山人书于蛰窟。”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十二月一日书于云南昆明西山《记古滇说原集》一卷，题张道宗撰，前有嘉靖己酉钦差镇守云南总兵官征南将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沐朝弼序。后有杨慎跋文，题“嘉靖己酉（1549）十二月朔日，治属博南戍史杨升庵跋。”已经准确说出了他戍所之一的所在地在“治属在（永平）博南山”。除了博南山的“升庵祠”，永昌其他地方似乎再也没有杨慎戍所的痕迹。按以上的依据，杨慎充军到永昌的戍所应该就是今天永平县境内博南山上的“升庵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