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

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每次瞻仰西南联大旧址，都不敢走得太快，怕那些身影倏忽出现又俶尔远逝。我想追随那些穿着长褂、夹着书的先生，嘴里念着数论、手里拈着花草的女生，在警报声中仓皇奔跑又朗声吟诗的师生。

走进联大博物馆，看到许多先生的名字，不禁想起那些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他们中有那么多狂放不羁、桀骜不驯之人。那是独显光华、不为外物所役的品格，也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高贵。

我敬服那些先生的，是他们将名利、享乐视作齑粉，只执著自己的炽烈追求，以单薄身躯，将中西文明的精华汇聚，成为坐标系中微小却光亮的星辰。他们笑对风雨、唯问己心的态度，成就了人生的真价值、生命的大豁达。

在日寇侵略中华之时，为保留教育的精粹，清华、北大、南开的知识分子，长途跋涉，到达昆明，一周就开学了。没有校舍，理工学院就暂借别的学校，文法学院就到蒙自分校，次年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用铁皮或茅草盖的教室落成，联大才拥抱在一起。

我触摸到联大师生的脉搏，是在读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的17卷本《闻一多全集》之后。虽只是一些书信文章汇编，但可看作联大校史的组成部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闻一多仓促离京，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衡山短暂教学，到340名清华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000余里奔赴昆明。

闻一多在蒙自期间，潜心研究《诗经》《楚辞》，常足不出户，被教务长郑天挺送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联大教授在动荡岁月里著书立说，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的《湍流理论》，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等，都是在缺少研究条件下写作的。

闻一多生活拮据，每月薪水不敷半月开支，只能向学校预支或向友人借支。家里除了必备衣被外，能卖的都卖了。冬天，他将身上狐皮大衣寄卖，冻成重感冒。见不到半点肉末，就去捉田鸡、捉蚂蚱，还挂牌治印，在薪水外多个生活来源。连梅贻琦先生的夫人，都靠做女工来补贴家用。

罗庸填写了《满江红》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联大经历了轰炸、饥饿疾病、暗杀恐吓，仍弦歌不绝。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联大有27名；1955年中科院430名学部委员，联大有200多名。杨振宁、李政道1946年到美国做研究，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171位两院院士。

联大教授大都有留学背景、国学修养，许渊冲在《百岁自述》中说，1997年他见到杨振宁时，杨振宁问他是否翻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并随即背诵出“自别后，忆相逢”句，两人还讨论是“桃花扇底风”还是“桃花扇影风”为佳。

联大为何能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校园里纪念碑上的碑文大致能说明：“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概括了联大的办学思想，也可称为联大精神：民主、自由、包容。

任继愈在回忆联大时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这奇迹来自‘五四’爱国运动，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

联大老师跨系听课蔚成风气。闻一多讲《楚辞》，喜欢用神话和传说去解读；罗庸讲《楚辞》，喜欢用训诂学方法去分析。沈有鼎讲《周易》，闻一多去听；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哲学、历史系的老师也来听。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散记》中说：“师生间不乏宽容。”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玉哲不同意傅斯年《齐物论》的观点，发表文章商榷，先担心跟导师不一致遭排斥，后报考研究生仍被录取。

联大那些曾经的故事，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并不伟岸的联大校门，和蔼睿智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一二·一”烈士墓、闻一多衣冠冢……走进那间唯一保存下来的老教室，我仿佛听见夏天急雨如响箭射在屋顶上，教授陈岱孙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