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

相较于古往今来对云南有重要影响的入滇外省人士庄蹻、杨慎等人，我对李贽了解得更多一些。在工作中长期联系李贽担任过知府的姚安，使我便于从典籍、史料、遗迹中走近这位思想大儒。近日，从《人民文学》上读到了署名李晓东的《童心卓吾》一文，颇为感慨，便在朋友圈进行了转发。姚安一位长期研究李贽的文友看到转发的文章后对我说，如果想认识本文作者，可以引荐给我。然而也是巧了，他引荐给我却是另外一位李晓东，也专注于研究李贽，还出了本研究李贽的书，现供职于李贽出生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经过微信联系，李晓东给我寄来了他编著的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思想大家李贽》（2022年11月版）一书。

有关李贽的典籍和著述数百种，不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很难对李贽既直观又简洁地进行系统了解。尽管我对首都师范大学张建业教授的《李贽全集注》爱不释手，但我还是对这套26册的全集望而生畏。收到李晓东的《思想大家李贽》一书后，我利用周末时间，一口气阅读了两遍。明显感到，这本书不同于别的读本那样过分注重纯理论的研究和纯故事的编撰，其字里行间都透射出李晓东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和对典籍的学习积累，从而在书中呈现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思想大家李贽。这本书涉及到李贽其人、李贽著作、李贽思想、李贽作品精选和相关资料5个部分，不但信息量大，很多独特的表述也让一代思想大家李贽熠熠生辉。

《思想大家李贽》首先是对李贽作为思想大家的定位进行了科学论证。将李贽定位为思想大家，而不是大思想家，是因其思想成就和历史地位与老子、孔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等是否颇存在差距？就此，我专门与李晓东在微信上进行了探讨。大思想家比较倾向于单体领域，思想大家则偏向于群体受众，或者说思想更趋于集大成者。这是李晓东的见解。实际上，我以为这两种定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思想研究领域列出的中国古往今来10大思想家的名录上，李贽也赫然在目。通过再三品读，我非常认同李晓东的见解。李贽在思想领域的成就，除了精粹的思想理论，还具有深远的思想照耀。

近500年来，李贽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界的影响之大，令人赞叹！在国外，日本、韩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都有学者在专门研究李贽，李贽思想甚至成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渊源。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撰写的《李贽年谱》已成为日本学界研究李贽的教科书。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不但编译了李贽的《李氏焚书》，撰写的《李卓吾——中国正统思想的异端》《李卓吾：两种阳明学》在世界也引起了广泛影响。韩国的经惠经教授所著的《李贽的文学论》《李卓吾的认识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思想界引发了李贽热。韩国教授申龙澈专门到福建泉州瞻仰李贽故居，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社会批评——女性观》《韩国学界对李贽的评价》等论文，出版了《孔子的世界，撼动中国的自由人——李卓吾》等著作，认为李贽是“新时代东亚自由思想家”。

在国内，李贽思想的影响力更是长盛不衰，深为政界和学界推崇，如毛泽东同志对李贽就推崇备至，经他推荐中央领导同志阅读的129种书籍中，李贽的著作就占了8本。而在晚年，毛泽东读过李贽著作并进行过评论的书籍就有9种。“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这是毛泽东在读了《李氏文集》后的精彩批语。通读《史纲评要》，他更是辑录了23条。毛泽东甚至引用了李贽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盛赞叶剑英元帅。国内有关李贽的著述不下百种，容肇祖的《李贽年谱》、张建业的《李贽全集注》、孙官生的《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林其贤的《李卓吾的佛学与世学》都颇具代表性。

《思想大家李贽》一书对李贽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李贽一生思想超前，学术成果丰硕。从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释，为什么到了晚年儒释道皆崇，学研深广？李晓东认为，李贽出生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泉州，在唐朝时，这里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宋朝时更是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开放的海洋文化和多元包容的宗教文化，对李贽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幼年不信，不等于老年不做。取向的变化会随环境、认知和学识的变化而变化。

李晓东认为，李贽思想发展的脉络应当分为5个阶段。即：40岁前，侥幸“儒学”；40-50岁，初触“王学”；50-54岁，潜心“佛学”；55-58岁，得意“道学”；59-72岁，复归“理学”；73-76岁，绝响“易学”。这样的概括，得到了专家和学者的认可。至于书中对李贽涵盖儒学、道学、佛学、治国、民本、革新、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10种思想的归纳，李晓东则说，这属于近500年来一代代李贽思想研究者们的共同成果，自己只是扮演了一个收集者和整理者的角色。他认为，李贽并非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非孔反儒”的代表，他对孔子的思想和儒学有精湛研究，特别推崇儒学中的教育思想，认为孔子“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是“实话”，赞赏孔子讲求信用（言必行，行必果）、不图名利（办教育，收门徒）、谦虚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此基础上，李贽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治国理念。率性自然、反对矫饰的道学思想支配了李贽一生，他将《道德经》随时放置床头“行则携持”，汲取道家思想的精髓，认为事物是相对的、不断发展的，提出了“万物自成”。视“无为而治”为至高无上的理想政治，倡导取消违背自然的刑礼，使社会得以自然无束缚地发展。

李晓东对李贽君臣观、孝悌观、妇女观、夫妇观、师友观、是非观、平等观的归纳也言简不离意、语短不偏题，每部分不超过300字，非常便于读者理解。他认为，是非观即真理标准观，是李贽最大的贡献，他主张“原情论势”，反对凭主观臆想看待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

该书还对李贽存世的部分著作进行了精短导读。李贽一生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存世的著作有14类87种。精短的介绍和导读，更容易贴合读者需求。在重要著作的目录介绍中，书中只用了两句话。即：对著书立说，李贽自己颇为自信。在《二十分识》中自述：“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十二分胆。”

在著作概览这部分，《思想大家李贽》更是简洁明了，用极短的文字充分发挥科普作用。如介绍李贽的代表作《藏书》：李贽评述历史人物的著作，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载录战国至元末约800位人物的传记。李贽以自己的标准加以分类，为一些类写总序，为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专论和评语，语言尖锐泼辣，富于批判精神。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人”，说“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取名为藏书。刊后，盛行。

书中对李贽的为官政绩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李贽的跌宕人生进行了剖析。李晓东认为，李贽为官25年，其政治主张“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和政绩主要体现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云南成就了李贽，云南是李贽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符号。1577年，51岁的李贽从南京刑部郎中赴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他面对的是遥远偏僻、经济落后贫穷、少数民族聚居、社会不安定的蛮夷之地。针对朝廷在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对少数民族不满和反抗的血腥镇压、对下级官吏考察的过于严厉，李贽提出了“原情论势”的施政方针。李晓东在肯定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的政绩时，列出了三个方面成绩：一是疏通了民族关系，人心稳定，社会安定；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除了动员民众整修河道，还振兴教育，修建书院，亲自讲学；三是奖劝胥吏，鼓励外地“流官”安心边疆工作。姚安民众对李贽的拥戴，体现在他辞官离开姚安时，各族百姓沿途摆列香案送别，“市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云南通志》和孙官生所著的《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均有相关描述）。

李贽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大家，为什么在即将提拔时选择辞官？为什么辞官后不回故乡泉州？为什么被捕后无法忍受“勒回原籍”愤而自杀？……李晓东通过梳理李贽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同时期人物和研究者的分析，认为是其个性使然。李贽对自己的评价中常常流露出倔强、性窄、高洁、柔顺平和却外冷内热。李晓东列举出的几条依据可信度极高。如李贽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称自己自幼倔强难化。在《自赞》中说自己“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次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同时期的好友焦竑在《焚书》序中称李贽“快口直肠、目空一切、愤激过甚，不顾有人杵者”。李贽76岁因故入狱，面对屈辱，他宁折不屈，坚持自己的个性，以牺牲生命进行抗争，也体现出一代学人、思想家的铁骨铮铮，令后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