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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文豪杨慎的谪滇之旅及文化贡献

他关心民生疾苦,游历山川风物,广交诗文友人,留下大量文化遗存,为推动云南汉文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窦 薇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为明代大文学家杨慎的词作。“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作以慷慨悲壮的基调折射出高远深邃的人生哲理,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因其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千古绝唱。杨慎谪滇36年,为云南地方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文学领域的成就为推动云南汉文学及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生平及谪滇经历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杨家四代人一共出了7个进士,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因“大礼议”事件(反对明世宗嘉靖皇帝尊生父为皇考的违制之行)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36年,直到明穆宗时才被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被追谥“文宪”。杨慎治学严谨、著述等身,在经学、史学、方志风俗、金石文学、音韵考据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明史》称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杨慎谪滇期间,泛览云南之山川风物,著述《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诸书,让云南之美传扬天下。他于嘉靖四年(1525年)到达昆明,30多年的时间辗转于昆明、永昌、大理、安宁、建水等地,尤其人生的最后10余年,在友人毛沂的邀请下,定居于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居所题名为“碧峣精舍”。于此地,杨慎著书讲学、雅集酬唱,其所修撰《云南山川志》赞美西山“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印澄波,云横绝顶,滇中一佳境也。”西山之美历历在目,西山之景饱游沃看,杨慎用心、用情之所描绘的西山美景广为传唱。

杨慎一生经历人生大起大落,是非成败,禀性刚直、博览第一,谪戍生涯成就了他,虽遭贬谪,但云南之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抚慰其心,令其自足、充盈、淡然、平静。

关心疾苦 体恤民生

杨慎谪滇期间,虽无显赫官职,但依旧关心民生疾苦。永昌享有“玉出腾越”的盛名,明朝廷因之索取宝石为贡赋,盘剥百姓,中饱私囊,手段残酷,令百姓苦不堪言,由此酿成“石祸”。永昌著名诗人张含写下长诗《宝石谣》,诗中刻画了嘉靖王朝对永昌百姓的盘剥“自从嘉靖丁亥岁,采买官临永昌卫。朝廷公道给官银,地方多事民憔悴。民憔悴,付奈何,驿路官亭虎豹多。”杨慎随之也创作《宝井篇》以作应和。“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两诗都真实反映了明代成化、嘉靖年间宝石开采给永昌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

杨慎心系百姓、怜悯天下苍生的情怀体现在他谪滇期间的诸多事迹中。目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修浚海口碑记”为杨慎关注民生疾苦的另一见证。《升庵年谱》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时年六十三岁。四月,海口修竣”。“海口”为滇池咽喉之地,每年雨季淤塞水涨,淹没土地。1550年,疏浚海口的工程不仅劳民伤财,且两年之后又有人提出重新疏浚海口,云南巡抚赵炳然不明实情,仍允准,百姓不堪其苦,怨声载道。为此,杨慎在深入了解人民疾苦之后,给赵炳然写了《与巡按赵剑门论修海口书》,直陈利害,此事后来终于作罢,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

才华横溢 至真至纯

杨慎博学,于文学为优,诗作2500多首,诗歌多包含在《升庵诗集》《南中集》《南中续集》《七十二行戍稿》等诗集中,这些文学作品多是谪滇后创作。他主张性情不离,以情为本及性情之真,这是对传统诗学“诗言志”与“诗缘情”之观点的继承。杨慎的诗学主张体现在与友人王廷表的梅花唱和诗中。

梅花诗成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时杨慎为先生祝寿,一日赌成梅花诗各一百首存世,后世辑录为《明杨升庵王钝庵先生梅花唱咏百首》。诗歌为唱和之作,反映了中原主流文学在西南边陲的广泛影响。二人梅花诗描绘了梅之时令:早、新、老、古;梅之形态:孤、疏、矮、瘦、未开、半开、全开;梅之色彩:粉、白、红、胭脂、绿萼;梅之品种:杏、腊、风、烟、千叶、鸳鸯、岁剪、双瓣;梅之傍景:盆、瓶、岭、江、溪、谷、钓矶……诗歌重寄托、寓意,重写实、审美,以“离形得似”之笔写尽梅之神韵。

陈田《明诗纪事》云:“升庵诗,早岁醉心六朝,艳情丽曲,可谓绝世才华。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此番记载描述了杨慎诗风的前后变化。前期追模六朝诗风,后期之作多为游滇之感悟,渐入苍老、平淡之境。滇云山川风物抚慰了其流放之痛,促成了一代文豪的伟大成就。

播扬文化 誉满天下

杨慎的博学与才情随着在滇游历的丰富,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是建立滇云文化圈。杨慎入滇推动了主流文学家与云南文人的交流。清代杨琼《滇中琐记》云:“升庵在滇,与滇之士夫文字交密者,有(保山)张含、(大理)李元阳、杨士云、(昆明)胡廷禄、(阿迷,今开远)王廷表、(晋宁)唐锜六先生,与升庵合称‘滇南七子’”。“滇南七子”是围绕在杨慎身边的文人圈子,他们的文化交流行动推动了云南汉文化的繁荣。

二是丰富了汉文学著述与推动文化教育。云南两次文风大振,其中一次就是杨慎到云南。据《新纂云南通志·滇人著述》记载,明代以前,云南的文人学士、著作甚少,升庵充军云南前,云南只有20多人写有著述40多种。杨慎被贬永昌后到明崇祯末年(1644年),在这120余年期间,云南文人学士涨至150余人,著作多达260余种。杨慎对教化滇人,开启边地学风具有重大贡献。

三是留存文化遗迹。杨慎在云南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如昆明碧峣精舍、安宁云峰山馆、大理写韵楼、开远状元馆、保山铁楼等。此外,杨慎足迹所至之处,也留下了大量石刻、碑刻。嘉靖七年(1528年)杨慎受李元阳之邀同游点苍山,二人皆留下笔墨,是为“点苍山记”,现碑刻已不存,记载于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杨慎所到之处,文化播扬,名满天下,推动了云南汉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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