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榕

阎浩岗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中分析作家叶绍钧（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孤独》时说：“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到这篇80多年前的作品，并不感到隔膜，我们周围正有许许多多‘老先生’一样境遇的人，我们甚至能听到他的喘息声，我们也会联想到自己必至的衰老。”叶绍钧的《孤独》是一个超离时代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无数个衰老肉体中的永恒生命体验，属于“人”而非仅是“民国的人”，在我敲下这行字的同时，也许保定军校公园里就正有这样一位老人，“很丑地笑着”和陌生小孩搭话。

我们在那一刻可以隐隐感知到一部作品中反映出的不少东西，比如我们可以感觉到现代文学作品里面存在两种人——一种是被卡在那30年的时空里，亟需拯救和启蒙的人，他们样貌可辨，读者总是能正确预判这类人所走的道路；另一种则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全体，能够支配自己行为，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基础人类”。又比如寂寞本来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人类可以在五四时感受到寂寞，也能在现在的文化环境下感受到，感情只要是自发形成，就会逃脱一切社会属性的围捕，降临到每个人身上，就像雨不会挑人下。但有的人喜欢看叙述者很大方地说，雨之所以下是因为当地人受到欺负，老天垂怜，这雨就是在打抱不平，从此以后就有了不合时宜的雨和行侠仗义的雨，我们向自己头上的天空发出呼吁，以后多下好雨，少下坏雨。

这时叶绍钧作品中的平视感就如同一条清溪般出现了。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叶绍钧的作品具有一份“敦厚的感性。”我猜想，夏志清在对叶绍钧作此评价时是带着些许抚慰的，因为理性和感性作为人的不同思维特质，在多数人眼中从来就不是平等关系，而是理性压制着感性，感性总是在“不重要”的场合和学科中才被需要，所以夏志清是在集体推崇理性的大背景下为叶绍钧的写作正名。也正是叶绍钧这种“敦厚的感性”才能牵引出其作品中的平视感，具体而言，就是尊重人物，并且提醒读者，你也正是这样的人，那就不应当轻易对人物指指点点，轻蔑地说，“他怎么能这样做，我就不会这样”云云，但下判断又几乎是本能的事，故叶绍钧小说出彩之处正是分离了叙述与判断之间的牵连。

如果说叶绍钧作品中的平视感主要连结着叙述者和人物，那么韩国作家李沧东作品中平视感则发生在小说人物和现实读者之间。

《烧纸》中小说的叙事策略在提供一种举重若轻的戏剧感，读者在对人物下定论的前一秒总能被其拦住，比如第一篇《为了大家的安全》，讲一个大娘在大巴车上和乘客发生冲突，叙述者尽己所能地刻画大娘的我行我素和其他乘客的忍耐与反击，一直在暗示人物的低劣，似乎默允了读者的看客身份与通过和书中人物对比得来的自我标榜，然而在故事接近末尾处，却突然收敛，说那位和其他乘客一起为难大娘的司机有着“一张经历着过重劳动和生活之苦的脸，在这片土地上最常见的韩国人的脸。”

然而叙述者却不想读者站在道德高地谅解司机，在后续情节中又添上一些司机的推脱和倦怠。叙述者把司机从人海里捞出来，让读者看仔细，又无意使其继续上升，而是把这张脸抛回人海，让读者不知应该怎样感受才好。

读完整本书的我被一种失语状态浸泡，因为选择由文字而非图像来表达想法的李沧东，他的野心一直抵达了某些具体的、我们默认带有明确褒贬意思的词汇，然后试着削掉我们在看见这些词汇时所产生的价值判断和自我感动，所谓“自然而然”从来都是不自然的，它是秩序投下的影子，而这种不自然就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向来如此，便对么？”产生了响应。

李沧东在此解散的是思维的秩序，践行推迟判断，对照一下，很多小说都在创造经过“提纯”的人物，做现实生活中人做不到的事情，极端高尚或极端卑劣，总有天助或倒霉一生，读者可以随意仰视或俯视他们，他们因而更像是在向读者献媚。但《烧纸》中的人物却很平实，或者说，李沧东的叙事手法是在逼迫读者平视投射在人物身上的，属于读者本身的特质。

又比如他的《大雪纷飞的日子》中，一等兵因为没有选择赶走靠近铁丝网的流浪汉而被误杀，他不一定就是高尚或仁慈的，甚至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这样做，只是体味着中弹后身体的变化，然后“忽然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幸福……这是他第一次脱离队伍做回自己。不是以一个军人，而是以一个人。”但读到这里，我也无权说一等兵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李沧东似乎在刻意“防备”读者一边阅读一边以事后的眼光进行判断，所以努力制造一种两脚悬空的亲历感，当然这也是平视感的表现。说到底，平视感就是告诉读者：你也是这样的人。

这时，读者才会明白，在苦苦搜索形容词为人物定义时，自己离名为优越感的悬崖仅有一步之遥，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地指指点点，生活是用来过的，不是用来说的，完美就意味着片面，而生活是一个多面体。并且，李沧东小说的结局无法解决问题，他抛出问题本来就不是为了解答，而是希望读者直面问题，这个直面的过程就是答案。

前几天遇到一个线上分享会，李沧东小说《烧纸》和《鹿川有许多粪》的译者金冉和春喜通过文字形式解答读者问题，我留了言，晚上手机居然收到了回复提醒。

问：两位老师好，我阅读的是李沧东的《烧纸》，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韩国小说，我感觉他对于“人”这一概念的认识非常独到，因为他似乎在小说中的一些细节里提醒读者“你也是这样的人”，因此反倒使读者在看文中人物时得到一种不偏不倚的“平视感”，也被迫让读者推迟判断，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没办法立马接受自己的不卑劣和不高尚。所以问题来了，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李沧东这种“精瘦”且挺拔的文风，以及拒绝自我感动和阅读后读者的自我高尚化的写作意识呢？

《鹿川有许多粪》译者春喜答：感谢您的阅读与提问。抛出问题，不提供答案，或许算是李沧东的作品特色之一。没有确定的答案，也许是作者希望读者思考，也许是作者也同样无解，“我和你一样”。另一方面，读者总是会跟随叙述者的视角来审视故事。李沧东是一个关注平凡人内心的创作者，对宏大的社会背景浪潮下的普通人的关注是他的创作特点之一。也许可以将此视为李沧东特有的人物剖析方法，给读者设置的“平视”视角则是让读者一起沉浸与思考的巧妙手段。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

《烧纸》译者金冉答：“精瘦且挺拔”，你的这一描述很恰当，我同意。李沧东小说的这种风格，来自于他的冷峻、深邃的观察和深刻而痛苦的思索，流露到笔端，就形成了这种文风。记得李沧东说过，他常看卡夫卡、契诃夫、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很深刻、痛苦地思索着生命、个体、机制、矛盾、战争一类主题的人。我感觉李沧东与他们的共通之处不在于艺术手法和文学风格，而是通过文学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思考世界。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李沧东始终把艺术作品当作思想的“火种”。

丰子恺在散文《白鹅》里写到：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我想，文学看见了人作为生生长流的存在，或许可以试图将其从具体历史语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不管身处何处，我们都是普通人，平视着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平视，这也是文学存在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