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亮

我1992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会泽纸厂乡中学任教。这所中学在营盘山半中腰的缓坡上，向上是当地最高峰，峰顶是个巨大的草坪，据说不知在什么朝代曾有驻军，建有营盘，故而叫营盘山。

学校旁有一个集市，逢旧历的三、六、九赶一次街，我们可以从街上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但学校因为比较偏僻，显得寂静和孤独。我经常下班后回到自己的宿舍，点上一盏罩子灯，找本书阅读。记得在大学时候，校报曾发过我的两篇散文，我就想：教书之余，还是可以多读读书，写点文章，打发一下这漫长的乡村夜晚。可惜没过多久，读大学时零星买的书早就看完了，怎么办？那就借书、买书吧！

我们学校附近有供销社、百货商店、酒馆，到了赶街的日子，商贩云集，日用百货、农家产品丰富多样，可转来转去，就是没有书店或者书摊。看来，买书一事只有到城里出差的时候才能办到。一天，正在集市散逛的我突然遇到了本地的高中同学邓某，他告诉我乡政府有邮电所，可以订书、订杂志，我欣喜之余，兴冲冲地就去寻找邮电所了。

乡政府北面有一排低矮的瓦房，里面有一间正是邮电所。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在当时可是纸厂乡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枢纽，一条与县里、外界相连的便道把外面的信件、包裹、报刊源源不断送到这里，再由此分发各村、各单位，一部唯一对外服务的电话连通各地，一个稍微比我年长的美丽女子负责着这个小小的邮电所。那天大概是个周末，人很多，拍电报的，打电话的。靠窗的桌上堆满了刚送来的报刊。当我说明来意，女子知道我是中学的老师后，立马放下了正手上的工作，找出了厚厚的报刊目录，让我选择。我一次就订了1993年的《散文百家》《小说选刊》和《青年文学》。此后，邮电所成了我憧憬的地方，我不时到那里订阅书刊、投寄稿件、邮购书籍、收取些许稿酬。

我教语文，因而我的阅读也主要偏重于文学，其他社科期刊也有所涉猎。之后的几年，我又交替订了《当代》《北京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大家》《中国校园文学》《散文选刊》《语文报》等。这些期刊有时会推荐一些书籍，如果喜欢了我就到邮电所，按期刊上所给的地址汇款去买。

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厂乡的发展也上了快车道，先是通电了，县城到乡的公路也通了。许多人家都买了电视机，娱乐方式也增加了很多。学校建起了标准篮球场、卡拉OK也流行起来……而我的读书却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天没有读书就感觉空落落的，见到好书也像见了亲人朋友那样高兴。一个周末，我照例与几位老师去石板村家访，有个老师告诉我他有一本小说是霍达写的《穆斯林的葬礼》，很好看。这可正是我急于寻找的啊，上学期放暑假，我在老家听收音机听到介绍的这本书，当时就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可惜没有买到。正打算向他借时，他却告诉我被隔壁乡中学的一个朋友借走了。没办法，我只好与他死缠烂打，终于说好我们当天就去他朋友那儿拿书。当走了10多公里山路见到他的朋友时已是黄昏，他的朋友大感诧异。

现在书多了，自然更要很好地珍惜和保存。可惜有时候我的书会被人借去弄丢了或者忘了还我，心里很不高兴。怎么办呢，后来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有了新书后，在阅读之前，我就签上我的大名。有次到城里出差，我跑到县里一个篆刻名家那里，雕了一枚“才亮藏书”的藏书章，从此藏书中就盖上了我的藏书印。1996年，我请一个木匠为我打了个书柜。通过积累，等2006年调出纸厂乡时我已经拥有了1000多册书，用了6个大纸箱才装走。

在教学、读书之余，我拿起了笔杆，做起了作家梦。先是在我们县文联的《金钟山》杂志发表了些小散文，后来在一些编辑、老师的指导下，又在我们市里、省里的文学报刊发了一些散文。当然，我最高兴的是2014年在《散文百家》上发了一篇散文和后来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

也许真的是机会往往垂青有准备的人吧，由于我在外面发了不少文章，1996年的一天，乡党委书记和一位副书记到我的宿舍找我，让我到乡里搞宣传工作，我高兴地答应了。此后，我采写新闻，几年的时间，有200余篇（幅）消息、通讯、照片被各级报刊、电视台采用，我也被正式调到乡政府工作，从乡党校教员、党政办副主任到乡政府副乡长，成了一名小小的基层领导。

是读书成就了我的人生，悠悠岁月，有书相伴，有文字述诸笔端，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