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成立40年的时光长卷里，群众衣着的变迁藏着生动的时代注脚。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山装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明的印记。笔挺的线条、规整的立领，成为身份与时代的标配。而田间地头的农民，身上多是打了补丁的粗布衣，一针一线缝补着日子的朴素。那时的维西县民族服装厂，还在用脚踏缝纫机咔嗒作响地赶制衣物，本地裁缝师张俊生回忆：“刚学裁缝时，眼里最多的就是中山装的样式。”

20世纪70年代后，维西县民族服装厂换上了电动缝纫机，针头跑起来快了不少，衣裳的模样也有了变化，虽然服饰样式已在酝酿新的可能，但四开袋的款式依然是主流。“这种经典一直延续到1996年后才慢慢退出舞台。”维西县民族服装厂原厂长罗宁记忆犹新。

20世纪80年代是个明显的分水岭。外地个体商户带着新鲜样式涌入，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维西的衣裳忽然就“活”了——男士们开始穿起利落的夹克衫，女士们的衣柜里多了一字领、小翻领的俏模样，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裙子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街上的颜色都亮了几分。”罗宁说起这些，眼里还带着笑意。这位1965年就进厂的老人，看着针线从缝补温饱到勾勒时尚，感触尤深。

在服饰变迁的浪潮中，维西县非遗工坊的探索为民族服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1999年开办工作室时，就想着让傈僳族的花绣走出大山。”李昌平摩挲着一块布料，指尖划过细密的针脚，“我就想把刺绣、织布这些老手艺整合起来，让它们能养活人。”

20多年的深耕，让她见证了传统技艺的“破圈”。“以前绣片只做衣裳，现在能缝在包包、围巾上；以前姑娘们学刺绣是为了打发时间，现在进工坊做活，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如今，该非遗项目工坊间接带动1000余人、直接带动19人就业，涵盖刺绣、缝纫、织布等多个工种，还为康恩家园提供600人次的临时用工。

本报记者 贡秋次仁 张帆 彭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