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顺文

1939年深秋昆明，空袭警报嘶鸣，云南大学森林学系的师生们收起图表躲进防空洞，警报一解除便回到茅草棚继续授课。这颗战火中的绿色火种，在滇云大地上顽强燃烧，开启了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

烽火建校

国难中的林业教育萌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多所高校内迁。1938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增设农学院，次年又创办森林学系，开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先河，肩负“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双重使命。

首任系主任张海秋受邀返滇筹建森林学系。面对战时木材需求迫切、云南森林资源丰富的现实，他将系址设于呈贡，既避轰炸又便于“加强学生的社会实习，促进农村建设”。师生改造祠堂为教室，用土坯垒砌实验台，借煤油灯备课阅卷，条件虽然艰苦，仍坚持延聘多位全国知名林学家，形成“战时学术共同体”。

课程设置紧密呼应战时需求，并增设特种用材林培育、木材防腐等技术科目，并在呈贡农场、昆明厂口设实验林场或实习林场。师生参与酒精原料生产、滇缅铁路枕木林规划等抗战项目，实现学术与实务的结合。

农学院还附设农民子弟学校，免费招收农村儿童，由家境清寒而学业成绩较好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最多时学生达160余人。1940年呈贡遭空袭，标本室被毁，师生抢救残存资料，转至村庄坚持教学，战时仍培养出一批急需的林业专才。

学术突围

艰难环境中的知识创新

抗战期间，云南大学森林学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托云南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取得了多项开创性学术成果，为中国现代林学发展奠定基础。

植物分类学成就尤为突出。秦仁昌率团队深入滇西、滇南原始森林采集标本，并于1940年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提出将水龙骨科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的新体系。该分类动摇了国际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体系，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同时，森林学系郑万钧的树木学、徐永椿的标本室建设、薛纪如对水杉的发现与研究等，均取得重要进展。至1943年，森林学系已开展林木种子发芽、桉树油提炼等多个科研项目。

学术交流在战火中持续。森林学系举办多场农林专题讲座，如《云南食用菌类之研究》《云南稻作问题》《云南果品之产销问题》等，并凭借学者人脉获取外地学术资料。1943年，更成功承办中国林学会西南分会年会，汇聚川、黔、滇等地林学家共商战时林业对策。

学生培养坚持“少而精”。1937年到1945年期间，累计毕业生不足百人，学生多来自云南及周边省份，怀揣科学救国理想，在校期间既完成繁重学业，也参与战地服务与野外实习。师生常年徒步深入滇中、滇西、滇南林区调查，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式，锤炼出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与深厚的行业热情。

薪火相传

从战时学系到现代大学

抗战时期，森林学系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教师曹诚一、学生杨泓光等人在完成科研与学业的同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抗战后期，杨泓光更在滇黔边境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成为云南大学最早深入农村开展革命工作的学生之一。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农学院于1946年迁回昆明，张海秋等学者持续推进学科建设，增设木材学、森林保护学等课程，扩大招生规模，那段烽火岁月凝聚的“扎根边疆、服务林业、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精神，成为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

此后学校历经多次调整：1958年，云南大学农学院林学、农学两系独立为昆明农林学院；1973年，昆明农林学院林学系与南迁昆明的北京林学院合并，成立云南林业学院，实现南北林学力量整合；北京林学院北返后，学校保留云南林学院建制，1983年更名为西南林学院；2010年正式更名为西南林业大学。虽机构数易，但学校“树木树人”的办学理念与扎根边疆、艰苦创业的精神始终传承不息。

基因传承

绿色火种的当代回响

在西南林业大学标本馆中，那些来自滇西抗日前线的珍贵标本，无声诉说着烽火中林业教育的艰难起步。“树木树人、至真至善”的办学宗旨，在抗战时期体现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在建设时期发展为“绿化祖国、造福人民”，在新时代则升华为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践”。

这枚从战火中淬炼出的绿色火种，至今仍是学校发展的精神内核。立足新时代，西南林业大学将继续传承这份基因，为培养林业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