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丽

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始终是制约或推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将边疆治理纳入治国理政的核心议题，持续推动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新高度。西南边疆“直过民族”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破解边疆治理难题、创新治理模式的典型范例。

张晖所著《跨越千年：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田野叙事，全景式呈现了西南边疆独龙族、景颇族、傈僳族等“直过民族”，在党的领导下，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实现全面小康的跨越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再次跨越”所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边疆民族发展实践的系统总结，更是对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索。它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践范例，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困境：传统治边体系的瓦解与近代边疆危机。历代中央王朝秉持“大一统”思想，基于“华夷之辨”，构建起与内地不同的边疆治理体系，形成了“内地郡县制—边疆羁縻制”的二元结构。从秦汉时期的“边郡制度”，到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中央王朝主要通过“以夷制夷”的策略维持边疆稳定。在这种治理模式下，部分民族一直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差距持续拉大。“以夷制夷”的边疆治理体系在近代殖民冲击下暴露出脆弱性。19世纪以降，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与文化渗透，对中国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发起冲击，西南边疆成为“文明冲突”的前沿。民国政府虽提出“边疆开发”计划，但政策多停留在纸面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边疆各民族呈现出多层次的社会形态，这种多层次的社会形态并存局面，为新中国边疆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直接过渡”政策的探索与实施。“直接过渡”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边疆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边疆民族社会发展滞后的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直接过渡”政策，帮助这些民族跨越奴隶制、封建制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书中强调，这一政策并非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将其具体化为“团结—生产—进步”的实践纲领，与苏联强制推行集体农庄的模式不同，中国通过建立“生产文化站”等过渡性组织，在尊重和保留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基础上，逐步注入社会主义因素。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直接过渡”政策得到全面且富有创造性的实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等一系列现代治理手段，实现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双重跨越。这种“传统合法性+现代治理”的复合模式，既避免了苏联式激进改革的阵痛，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窠臼，开创了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

新时代的“再次跨越”：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为边疆治理开启了新篇章。随着景颇族、傈僳族等“直过民族”消除贫困、步入小康，边疆“直过民族”治理从“消除贫困”转向“共同富裕”，政策逻辑从“兜底保障”转向“内生发展”。独龙族的整族脱贫案例被纳入联合国全球减贫案例库，成为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东方样本。

理论价值与世界意义：中国边疆治理的范式创新。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的两次伟大跨越，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边疆地区的成功实践。《跨越千年：从“直接过渡”到全面小康》一书揭示，这一过程的深层逻辑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从“制度建构”推向“治理效能”的更高层次。中国不仅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更通过产业现代化、文化认同深化、治理体系创新，构建起边疆与内地“命运与共”的现代化共同体。

（作者系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