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清 吴沁阳

在中华民族14年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史诗中，海外侨胞始终是支撑国内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却以赤子之心为祖国奔走，用捐款捐物、筹运物资、凝聚侨力等多种方式，构筑起了跨越国界的国际抗日支援网络。在这一群体中，动员和组织边疆抗战的侨领马铸材（1891-1963）是全民族抗战的典范。马铸材原名荣坤·次仁桑珠，是来自云南省中甸的藏族商人，因侨居印度噶伦堡创建“铸记”商号而闻名。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商”为媒搭建抗战军需运输通道，凝聚多民族侨胞力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抗战的典型代表。

搭建战时军需运输通道

马铸材的商业决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七七事变”后，他深刻意识到“商人之责，不仅在谋生计，更在救国家”，随即启动全面战略调整：一是暂停民用商品的采购与销售，将大部分的仓储空间、马帮队伍划归到军需运输专用。二是主动对接中国驻印度使馆与“西南运输处”，承接其相关运输任务。三是优化运输网络，从印度把物资运至中国境内后又从西藏、云南经茶马古道进行转运，将大批量的货物用最为原始的手段从噶伦堡运载到丽江，支援前线抗战。1939年至1945年期间，马铸材常年奔波于噶伦堡—加尔各答—昆明—丽江的运输线路上，其主导的“铸记”商号成为了茶马古道上最为活跃的军需运输力量之一。据统计，仅在抗战期间，云南与印度年贸易额就稳定在20万—60万卢比。

从运输物资的种类与规模看，“铸记”商号的贡献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咔叽布为主的军需布料运输。咔叽布因质地厚实、耐磨，是战时军装的核心原料，“铸记”商号通过印度纺织厂的采购渠道，累计向国内运输印度产的咔叽布近万吨，有效缓解了前线抗战部队“冬无棉衣、夏无单衫”的困境。其二，民生与医疗物资转运。除军需外，“铸记”还承担生丝、棉花等轻工业原料，以及战时急需药品的转运工作，为滇西、缅甸战场防治疟疾提供了关键保障。其三，参与美国援华物资转运。美国援助中国的毛毯、军靴、蚊帐等物资，部分经印度噶伦堡中转，“铸记”商号承接了该项任务，虽因1945年抗战胜利导致部分运输终止，但仍体现了其为国效力的态度。

募集海外财力支援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费开支急剧攀升，长期战争导致的农业减产、工业破坏，使国内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作为印度噶伦堡侨界的核心人物，马铸材深知“侨胞财力虽散，凝聚起来便是抗敌洪流”的道理，他主动扛起组织募捐的重任，联络印度各地侨团和各地汉藏侨民，在印度侨界构建起名为“抗日月捐”的活动，并按月将所得款项缴至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由领事馆转送国内。此举打破了印度侨胞“地域分散、互不联络”的局限，使“支援抗战”成为侨界共识。

除常态化月捐外，马铸材还针对前线的“急需物资”发起了专项捐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集资购买战斗机”行动。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战机损失惨重，为保障前线抗战顺利，马铸材指示“铸记”丽江分号联合当地知名商号——恒盛公、永昌祥、协树昌、元德和，共同集资25万法币，购买了一架美国的战斗机捐赠给了国家，成为了印度侨界的标志性贡献。这些多元化的支援行动，既弥补了“月捐”数额有限的不足，也展现了马铸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担当。

团结侨群凝聚抗战共识

战前华侨社会组织分散，印度的侨胞缺乏统一的侨团组织，地域观念浓厚，在抗战初期难以形成支援合力。全面抗战后，大量来自云南、西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缅甸华侨涌入噶伦堡，子女就学成为侨胞最迫切的需求。马铸材意识到，办学不仅是解决教育问题，更是传承中华文化、凝聚爱国共识的契机，随即联合噶伦堡侨领张相诚、梁子质，向中国驻英属印度总领事馆提交报告并请求指导。中华学校的课程设置注重“文化与爱国并重”，将爱国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学校面向所有的侨胞子女开放，且不分民族、籍贯、宗教，各民族学生同校就读，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旨在保卫滇缅公路与支援英军。同年5月，因战局失利，远征军一支撤入英属印度，于8月在兰姆伽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开启整训备战。这一事件为马铸材团结侨群、推动中印民间协作提供了重要契机。1942年10月，马铸材派长子与侨领梁子质代表噶伦堡侨胞赴兰姆伽训练营慰问中国远征军。1943年1月，中国远征军将领郑洞国（军长）、廖耀湘（师长）访问噶伦堡，马铸材积极组织噶伦堡的汉藏侨胞、中华学校师生共同欢迎，为后续中印民间物资互助奠定了基础。此次互动，为中国的驻印军队提供了稳定的海外后方支持。

马铸材的抗战实践，虽局限于印度侨界，但其价值远超地域与时代的界限。铭记马铸材等海外侨胞的抗战贡献，传承其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1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作者2系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科普项目《南洋华侨机工科普读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