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昆

在这个依赖多媒体演示的信息时代，我们早已觉得传统演讲的语言艺术与我们疏远了。直到最近我读到《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才被这部纸上的讲堂所震撼，真切体会到演讲是一场严肃的公共精神仪式。

最新出版的《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是龙美光继《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之后又一关于西南联大的力作。该书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选录了西南联大40位知名学者在联大及北大、清华校园内的六十余次人文演讲。这些演讲从抗战与时事、教育与科学、文学与哲学、史地与经济、社会与文化、联大与三校等多个方面，凭借强烈的教育救国使命和深刻的科学思想，勾勒了一部众声回响的西南联大声音编年史。阅读此书，我沉浸在这国家至暗时刻的西南联大校内外环境中，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内心深处向往的真正演讲，恰是一个在重要时刻将真理公开传递给众人的精神洗礼。这些演讲发自肺腑，饱含着人文温度，喷发着蓬勃的力量，振聋发聩地发出了文化抗战的呼喊，发出了一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时代响声。

翻开《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阅读到的是联大师生曾经的私人书信，作为读者的我们，这时候都是时光的收信人。而阅读《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聆听到的是名师巨匠的公共发声，作为读者的我们，这时候都是星火的聆听者。如果说书信是联大时光的私语，那演讲则是联大时光的星火。正是当年有幸被聆听者记录下来，现在又被青年学者龙美光潜心收集整理的这一篇篇演讲词，透过历史的尘埃变得熠熠生辉，让我们有幸成为跨越时空的西南联大“旁听生”，聆听到抗战时期的众声回响。

若把《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当作一部有声读物，我们便成了一群特殊的聆听者。在时光的长河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各种声音，探寻声波存在的时空范围，构建聆听名师巨匠演讲的三重声场。

聆听历史声场，那星火是烽火岁月里最灼烫的宣言。翻开《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开篇，让我们回到西南联大刚迁云南两个多月的抗战烽火历史声场，西南联大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傅恩龄分别于1938年7月10日、14日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作了题为《暴日铁蹄下的平津》《现代日本之分析》的演讲。时空轮转，我居住在联大蒙自分校旁，每天都要路过曾经的蒙自分校旧址，联大师生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我仿佛看到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身影，听到了傅恩龄教授面对广大师生及市民振臂高呼的声音：“我们要抗战到底，一直到敌人退出我们的国土！”“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中国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于1939年7月28日在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演讲《东京英日谈判与最近国际形势》，充满自信地大声疾呼：“我们不管有力量没有，应该假定自己有一种力量，能造成一种局面，左右国际形势，不使他人完全视我为弱国。应该使许多友邦知道，世界和平之有望，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于1945年7月29日在欢迎参加青年远征军同学返校大会上演讲时强调：“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钱端升《美国与欧亚两大战》、崔书琴《欧战的趋势》、王信忠《七十年来中日的关系》、洪绂《越南与中国》、何廉《抗战几年来的经济建设》、赵迺抟《战后的复员问题》、王赣愚《战后中国与自由主义》、冯友兰《战后中国的文化问题》、闻一多《战后文艺的道路》、张奚若《政治协商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等演讲，都是西南联大教授在抗战时期的演讲，无不聚焦回应最紧迫的时代议题，展现知识分子“言在讲堂，声震山河”的使命与担当。

聆听思想声场，那星火是百家争鸣中最璀璨的交响。西南联大教授在抗战时期的坚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诗中最悲壮与光辉的篇章。他们守护火种，延续文脉，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和最深邃的人文思考，通过精彩的演讲传授给战乱中的一代青年。这些泛着思想光辉的演讲，如同一部由多声部、多主题构成的复调史诗，映射出西南联大学术精神的众声交响。聆听罗庸《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李广田《论文学的普及与提高》《谈报告文学》、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短篇小说》、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卞之琳《读诗与写诗》、冯至《〈浮士德〉里的魔》、朱自清《诗的语言》等演讲，对喜好文学的我来说，好比穿越到西南联大文学院做了一回“旁听生”，面对面听到了大师们的顶级讲座。吴晗在《农业与政治》演讲中，简明扼要地揭示出乡土中国的治理密码，揭示了地方性、季节性、家族性、传统性是农业社会的显著特征；重农、敬天、肥家、法祖则是几千年来政治史上最显著的特征。很多教授则将书桌搬至边疆大地，在李式金《青康自然区之划分及其对人生之影响》、张印堂《西藏环境》《蒙古在我国国防上之重要》、郑天挺《西藏历史》等演讲中，字里行间浸透着野外考察的风霜，将国家边陲的山川、民族、资源化为精准的学术认知，让学术成为认识国情、服务生存的必需工具。作为云南人，我尤其喜欢聆听教授们演讲与云南有关的课题，比如李宪之《云南的天气》、冯友兰《云南人与外省人》、张印堂《滇缅沿边问题》、曾昭抡《大小凉山考察归来》等演讲内容，让我感受到不仅西南联大迁到了云南，联大教授也把云南装进了自己心里。而聆听汤用彤教授的《隋唐佛学之特点》演讲，仿佛看到在漫天烽火中，先生平静地回溯一场千年前的思想融合与创造，总括出隋唐佛学有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四种特性。聆听这样的演讲，让我无比感动，真切感受到联大师生在战火纷飞中的那份坚守与淡定。原来真正的学问，在破碎的天地间最为完美，在绝望的岁月里最有力量。正是这批西南联大的名师巨匠，在至暗时刻依然仰望星空，并能为我们这些后来者点燃星火，用演讲的声音，铸造不灭的灵魂。

聆听传承声场，那星火是文明深处从未磨灭的微光。在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的迁徙办学，昭示了教育是保存文明火种，为未来中国埋下复兴基石的壮举。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给我们作了《百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演讲，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我们作了《如何领导青年和做教师的责任》演讲，西南联大常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给我们作了《从事教育者应有之新观念》演讲，这是对“大学何以存在”“文明何以传承”这一根本命题最深沉的回应，强调教育是塑造国民心魂的根本途径。黄钰生《教育与宪法》《青年的道德问题》、曾昭抡《中国科学化运动》《抗战与联大》、冯友兰《关于“学生运动”》等演讲，共同构筑了一个信念：战争的胜利关乎国家躯体，而教育与科学的坚守，关乎民族灵魂能否在战火中不被焚毁，致力于重获新生。聆听罗庸《论读专书》、余冠英《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罗常培《误读字的分析》、田培林《国社主义教育基本观念之检讨》、朱自清《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文学》《闻一多先生与新诗》等演讲，让我们体会到西南联大教授治学的严谨细致，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教育的尊崇，对教师的致敬。

最为动人的是罗庸、胡毅、蔡维藩分别介绍北大、清华、南开的演讲，它们绝非简单的校史陈述，而是赓续三校优良传统，熔铸“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校训，完成存续中国文脉的终极使命。聆听这些大师的演讲，让我们更为直接地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大学，可以在任何物质废墟上屹立，只要其精神场域中，仍有师者以生命践行教育，仍有学者为文明守望星火。我们是星火的聆听者，只因《西南联大人文演讲录》收录的，从来不是平静岁月中的闲谈，而是国家至暗时刻的思想之光。我们今日聆听历史的回响，正是为了确认自己是否仍在同一精神谱系之中，并愿成为民族星火的承接者和传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