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宏

昭通作家吕翼近期发表了两篇小说《送行》和《犟拐》，两篇作品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书写云南乌蒙山区普通民众投身抗战的故事。小说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送行》在《飞天》2026年第1期发表后，迅即被《作品与争鸣》2026年第2期和《小说月报》2026年第3期转载，并在江西省文化馆主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云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既是前方又是后方。前方主要在滇西，不仅有“腾冲保卫战”等战场厮杀的悲壮，还有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抗战生命线上的英勇。对滇西前方抗战的关注曾一度有所忽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正面战场的滇西抗战，受到高度关注，各种文艺作品创作繁荣，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以云南昭通为核心的乌蒙山一带，是典型的抗战后方。在全民抗战的历史进程中，后方人民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仅台儿庄一役，云南昭通籍子弟兵有明确记载的牺牲人数就为3398人。昭通也曾遭受过日本飞机的轰炸，在修建云南许多机场的过程中，尤其是滇缅公路的修建，昭通人民也付出了鲜血与生命。迄今为止，后方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书写却很不充分。

作家吕翼这些年一直重视抗战题材的书写，影响较大的《马嘶》等作品就属此类。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要写好战争题材，自有其难度。直接书写战场上的厮杀，除亲历者外，作家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与采访，甚至重返战场采访，这是写好这类作品必须做的功课，否则会编造出一些“神剧”。吕翼写抗战题材，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接书写后方人民在抗战中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他避开了正面战场的硝烟与厮杀，将镜头对准云南山区普通民众的后方生活，《送行》和《犟拐》这两篇作品均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以抒写“亲情离别”为基本主题，完成了后方人民的家国叙事。《送行》写彝族农民罗木拖夫妇送两个儿子和战马赤焰参军赴台儿庄；《犟拐》写铁匠犟拐师傅支持徒弟狗剩及两个儿子从军抗敌。两篇小说都将“小家”的离别之痛融入“大家”的救亡图存之中。这种“后方叙事”的另类选择，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叙事策略的自觉——它不追求战争的戏剧性冲突，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在器物制作与情感积淀的缓慢过程中，呈现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的精神状态。

吕翼已有多年的创作实践，这让他深刻地理解到细节描写是一篇小说成功的关键。他又是昭通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创作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故土。他熟悉自己家乡的生活，尽管时代在变迁，但一些生活细节并没有改变，尤其是那些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特色的生活细节，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两篇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就是有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描写。

《送行》中，远秀为两个儿子赶制布鞋的过程，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它没有显得冗余的细节铺陈，而是一种“慢叙事”的美学选择。在慢叙事的过程中，承载着浓重的亲情，承载着两个儿子要上战场、母亲难舍难分的厚爱。作者详细记录了做鞋的每一道工序：割荨麻、搓麻线、煮魔芋浆、抹糨糊、纳鞋底、绣鞋面……这些手工技艺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消逝，可贵的是，作家吕翼在这种工序还未消失时，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亲历过母亲以此承载的厚爱。因此，这些细节写活了日常生活的肌理，在小说文本中获得了档案般的精确性记录，又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任何情感都必然伴随着记忆，远秀做鞋时不断闪回记忆：从土豹子口中抢回阿力、用银簪子挑破阿木的水疱、儿子们抢着帮爹舂米……这些插叙不是打断主线的闲笔，它成为情感积淀的过程。针线勾连着过往的养育之情，牵引着儿子成长的记忆。

优秀的中短篇小说的器物描写，往往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想起这篇小说就会想起小说中描写的某个器物，它甚至会成为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如鲁迅笔下的“曲尺型柜台”，契科夫笔下的“项链”。吕翼在这两篇小说中也力图写好小说中各自的器物。《送行》写的是“鞋”，《犟拐》则是“刀”。铁匠犟拐师傅为徒弟狗剩锻造战刀的过程，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这把刀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材质——滇缅公路的铁轨头。这一选择极具象征意味：它承担过抗战前方重任，来到后方还要上前线，经锤炼后去砍杀敌寇。它是连接后方与前方的“器物”，它要经历被截断、锻打、淬火成刀，完成从“后方人”到“前方战斗者”的功能转换，它隐喻着云南人民整体上在抗战中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作者以专业性的笔触描绘了制刀的全过程：选料、生火、锻打、淬火、开刃。每一环节都蕴含着人生哲理：“锻打要顺着铁巴的纹路走。为人处世，得顺着良心走”“这火候叫‘亮黄’，最好……再高就成‘白火’，钢就脆了，没韧性。做人也一样，太急了，脆，容易折”。这种“以技喻道”的写法，赋予器物制作以伦理教育的功能。“刀”不仅是杀敌的武器，更是人格的隐喻。

现实主义小说重在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什么是昭通人的性格？这些年“昭通作家群”的一些作品已经比较深入地描写了“昭通人”，部分作品已经对昭通人性格的群体特征有了较好的刻画。比如昭通人的“犟”，一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对它有了不同的描写。“犟”这个词，在民间口语中常用它来说昭通人，往往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个中性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执拗、不服输、桀骜不驯。在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价值和意义。吕翼两篇小说中的一篇，直接用《犟拐》来命名。《送行》中罗木拖的“犟”，是对马儿赤焰如家人还胜于家人的呵护。马儿赤焰与儿子同时受伤，他不去管儿子，却忙着去照顾马儿，这“犟”不近人情。最后把这匹马连同两个儿子一起送上了战场，赤焰既是战马，也是家庭成员，它救过罗木拖的命，如今又载儿子们出征。他不服输，他执拗，为了抗战胜利可以献出他最宝贵的一切！《犟拐》中的犟拐师傅的“犟”，是认准理便不回头的执拗，他锤炼出了一个铁匠作为“匠人”的一身功夫，是四里八乡最好的铁匠。他桀骜不驯，许多想入他师门的人都不被他待见，不收他们为徒。这种“犟”在民族危亡时刻得以升华，他打造出了最好的刀，连同他心爱的徒弟一起送上前线。昭通人的“犟”，在抗战时期体现出伟大的抗战精神：国难当头，坚忍不拔，前仆后继，为了抗战胜利，不惜牺牲一切！

吕翼这两篇小说对全民抗战的“后方”作了另类的书写，真实地描写了抗战中后方人民的伟大贡献，将抗日战争这一宏大主题转化为具体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既保留了民间叙事的质朴与韧性，又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乌蒙山人“犟”的群体性格升华为抗战精神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