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婕

如何让决策真正服务于人民？如何让决策摆脱“拍脑袋”式的冲动？答案指向一个常被忽视的前提：科学决策首先需要决策者自身的公正严明。倘若心中存有私念，事实判断会被利益扭曲，价值判断会被偏好替代，民主程序也难免沦为形式过场。这正是廉洁文化何以构成科学决策内在环节的深层逻辑——没有“廉”，便难有“真”；没有“公”，便难有“准”。让科学决策在云岭大地上生根结果，本质上是让决策者以廉洁文化为根基，在实践探索中实现“求真”与“向善”的统一。

事实判断的无私性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这深刻揭示了科学决策的认识论基础。然而，调查研究并非价值中立的纯粹认知活动。决策者若带着急于出成果的政绩冲动，其目光便会自动筛选有利于预设结论的信息，而对不利事实选择性失明。这正是决策失误的认识论根源。事实判断若要真正“求真”，决策者必须首先具备一种“无我”的认知姿态。这种姿态，本质上正是廉洁文化所培育的“公心”。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提出的“六问”自省，其深层功能正是通过持续的自我清洁，去除认知上的“私”滤镜，使决策者能够在调研中“看山是山”，而非“看山是项目”。唯有以廉洁之心去除“私”的滤镜，调研才能真正扎根实际，决策才能经得起实践检验。

价值判断的去私性导向。事实判断为科学决策奠定认知基础，价值判断则为决策确立根本方向。“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论断为科学决策确立了价值坐标。价值判断的纯粹性，取决于决策者“去私”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廉洁文化的核心，正是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昭通“清风之旅”廉洁文化专线的设计逻辑，正是对“公与私”关系的具象化呈现：从历史典范中汲取“为公”智慧，从反面案例中警惕“私”的危害，从初心使命中锚定“为民”方向。这一洗礼，让为民造福从口号变为内心的价值排序，在决策的天平上，人民的砝码重于个人的砝码。

民主集中制的共商性保障。在事实与价值的双重校准下，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运行成为科学决策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然而，民主程序的有效运转面临一个隐性前提：参与者是否愿意“真商量”？如果一把手先定调子，其他人便不敢言；如果各方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讨论便沦为利益博弈。这正是廉洁文化介入的第三个环节。廉洁文化的作用，恰恰在于通过长期的道德涵养和制度规训，使党员干部习惯于把个人利益摆在组织原则之后。石屏县龙港村通过修复古建筑、整理家风故事、创作清风墙绘，建立“家风亭”“心愿墙”“回音壁”，让决策直面真实需求。没有私心的商量，才是有效的商量。文化的深层作用，正是让制度运行中的人“少一些私虑，多一些公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这段话为科学决策指明了最高境界——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中，实现“求真”与“向善”的完美结合。而这一结合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决策者自身的“干净”。没有廉洁文化对“私”的持续清除，求真会被利益遮蔽，向善会被偏好扭曲。唯有让科学决策以廉洁文化为根基，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系中共红河州委党校副教授；本文系2026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云南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中廉洁文化浸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PY2026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