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美 付钰

“南诏德化碑”位于大理太和城遗址内，为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于天宝战争后所立。碑文颂扬阁罗凤的文治武功，叙述南诏、唐朝与吐蕃三方关系及战争缘由，表明叛唐的不得已与和好愿望。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位于昭通盐津豆沙关，记载唐与南诏重归于好的史实。两块碑刻见证了唐与南诏从友好到决裂再到和好的跌宕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

错综复杂的唐与南诏关系

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诏之一。为击破吐蕃、经略洱海，唐朝扶持南诏统一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南诏国正式建立。册封加强了中央对洱海地区的统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交往。

到了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年间，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残暴地对待南诏，导致天宝战争爆发，南诏和唐朝的决裂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在云南经营一百多年的成果。此后南诏转向吐蕃，公元752年，南诏被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兄弟之国），给金印，号“东帝”。南诏于是改元为赞普钟元年，建立年号，成为独立于唐王朝影响之外的政权。这场使得唐朝损失惨重，近20万官兵“弃之死地，只轮不返”的战争不仅使唐朝在西南地区的控制力大为减弱，而且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更是改变了唐、南诏、吐蕃三方在西南地区的势力对比。

南诏德化碑——承载和好意愿

天宝战争结束后，南诏念及长期以来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对战死的唐军将士妥善安葬，“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阁罗凤认为天宝战争是因张虔陀等人的残暴压榨而起，但民族间的和平交往是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南诏迟早要与唐王朝重归于好。为此他在太和城外树立了南诏德化碑，并在碑文中列举了张虔陀的“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等罪状的同时，也在碑文中阐明了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原因，表露出了希望与唐朝和好的愿望，“若（将来）唐使者志（至），可指碑澡祓（洗清）吾罪也”，这为唐诏重新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埋下了伏笔。

南诏德化碑是一块标志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其“德化”二字寓意着以德治国，以德化民的儒家治国理念。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南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极大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南诏德化碑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它对于研究唐代云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和书法的杰出代表之一。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见证重归于好

公元779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继位。吐蕃将异牟寻由“赞普钟南国大诏”降封为“日东王”，从兄弟之国降为臣属，为唐诏和好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南诏清平官郑回与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共同努力下，双方于点苍山会盟。异牟寻接受唐朝册封，标志唐诏友好关系全面修复。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六月至七月，唐朝派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南诏册封史“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案，文日：贞元册南诏印”。《蛮书》记载，袁滋一行自石门入云南。作为书法家的袁滋，亲自题写了册封事由，刊刻在石门关的山崖上，历经风雨，其字至今犹存，成为南诏重新归属于唐王朝的历史见证。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现位于昭通市盐津县，其内容是：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其中提到袁滋奉唐中央之令远赴南诏册封异牟寻，这不仅巩固了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关系，在沿途“开路置驿”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双方沟通交流的地理距离，这也为打破闭塞的边疆状态，密切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袁滋册封南诏是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的一次重要事件，这次册封恢复并促进了中原王朝与西南边疆的交流。关系修复后的唐与南诏恢复了各领域的交流。如艺术领域，南诏在天宝战争之前便和唐朝在音乐上曾有交流。阁罗凤之子凤伽异入唐宿卫，在归国时唐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二部并笛工、歌女。当袁滋册封后，贞元十六年南诏向唐朝进献“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并在长安宫廷中进行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了中南半岛上一些国家，贞元十八年骠国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领队馆难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此可以看出，由于天宝战争而一度陷入缓慢发展的交流在袁滋册封之后得以重新活跃起来。

民国时期，昭通金石学家张希鲁实地考察后认为，了解袁滋摩崖的学者很少，因云南地处边陲、豆沙关偏僻，但此石刻“关系国家开发边疆大事确凿可凭”，其价值无过于此。

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南诏在唐朝扶持下统一洱海，虽因人为原因短暂失和，但始终谋求与中央恢复关系。在韦皋、袁滋等人努力下，最终顺应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重新开启交流。唐与南诏的交往历史表明，云南各民族倾慕并接受中原文化，中原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也深刻影响了云南发展，成为云南与内地建立良好关系的内在原因。

以《南诏图传》为例，它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佛教连环画，画卷的款式、题记皆采用汉字，而且这幅画卷仅供南诏王室成员观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南诏上层贵族基本上可以看懂和使用汉字。同时，南诏文学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原文化的熏陶，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字，读儒家之书。唐朝积极将儒家文化传入南诏，南诏也十分重视汉文化的学习。郑回原本是唐朝西泸县令，后成为南诏王子的老师，累升至清平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记载：“清平官，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在南诏回归的过程之中，郑回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异牟寻归唐后，唐与南诏的文化交流又重新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据《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四·兵部为求讨等事疏》记载：以故韦皋治蜀，开清溪道以通群蛮入贡，又选群蛮子弟之成都，教以书数，羁縻之。在这一时期，南诏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南诏王寻阁劝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写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一诗得到千古流传。

南诏德化碑和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见证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政治互动和民族交流，这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南诏德化碑和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对于促进民族交往、推动民族交流、增强民族交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