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超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传入的历史机制尚需从许多层面予以探讨和描述。其中，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较为顺畅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为什么至少表面上异质的中国文化没有整体上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抗拒排斥？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分疏的问题和案例，因为在现代世界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不能成功传入一个国家的案例并不少见。这一问题无疑和中国文化的特质有关系。

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

使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障碍较小

中国文明在起源点上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考古学家苏秉琦划分为六个区类并以“满天星斗”对这种状况作出概括。现在看来还不止这六个区类。各个区类生长出特征不同的文化。这些区类文化之间既有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也有包容和渗透的机制，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融汇在一起，成为有机的华夏文化整体。因此，一个方面是各种类型的文化长久地在自己的地域上、沿着自己的逻辑发展演进，另一个方面是它们之间存在漫长、多层面的接触和融汇，这导致中国文化无论在基因深处还是在表面形态上，都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到了秦汉，这种融汇不仅仍在进行，来自印度的佛教也汇入这一过程。在唐宋明清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在晚清西学大规模传入，数次极大地丰富了这一过程。虽然在长达数千年的过程中，专制权力有过许多扼制文化交流的政策，但总体上中国文化保持着诸流汇入、多元一体的特征。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展现的这一进程特征和环境特征，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入时没有遇到较大障碍，进程较为自然平直。

中国文化济世救民的理念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相契合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济世救民的政治理念。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但各家各派都有促进民众幸福安康的愿望和设计。《管子·四顺》提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提出：“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思想派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诸派在政治价值观上具有本质的差异点，但在济世救民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通处。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解放整个社会的思想建立在对历史演进必然规律的把握之上，强调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剥削和压迫中拯救整个社会。正是这一共同追求，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社会时容易获得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认同。

中国文化对理想社会的设计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类似

中国文化具有较为典型的理想情结，各家各派都设定有较为理想的社会形态。有的派别倾向于在此岸的现世之上实现这一形态，有的倾向于在彼岸实现这一形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记·礼运》描写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状态。在一般性的观察中，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马克思进文庙》的小说中，郭沫若描写了孔子和马克思关于社会理想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二人为同志”。这篇小说在1925年底《洪水》上发表，写作时间应该更早。这反映出二点：一是理想社会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关心的问题；二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类似处。毫无疑问，这些类似处为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衔接点。

中国文化具有辩证方法意识

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相通处

如果两种思想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意识相一致，它们容易产生讨论问题的共同空间和获得较为一致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同时“剥去它的神秘形式”（马克思语，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把它贯穿到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处理中。恩格斯著有《自然辩证法》这部未能全面完成的著作，探究自然界和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辩证规律。中国文化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传》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佛教的中道说和缘起说都贯穿辩证方法。佛教有个流传甚广的著名命题：“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都是富含辩证思维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证法存在很大差别，但都注重“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这是对事物的变化及其从对立双方的消长关系中获得前进动力的描述。很清楚，不同的辩证思维方式之间，远比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和沟通。辩证方法是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相通处。

中国文化包含唯物主义的潮流

与马克思主义有类同之处

早在西周末年，伯阳父就提出“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并用阴阳二气的运行解释地震。其后，从荀子到王充、从范缜到刘禹锡、从张载到陈亮、从王廷相到王夫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唯物主义思想家。其主导观点在于，用“气”这一范畴解释世界本质和存在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形成时期提出了“新唯物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虽然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整体上属于被马克思批评的旧唯物主义，但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的表述，这是强调物质因素对思想因素的决定力量。这和马克思主义“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思想具有某些类同点。这样，无论强调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还是强调人类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基础，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类同之处。

另外，在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还都包含无神论、人道主义和知行合一等内容，这也是二者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过程中，这些或接近或类似的思想，可以成为重要的“接引”力量。假设缺乏这些思想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肯定艰难曲折许多。还有，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差异和本质区别，在传入过程中，这些差异和区别并不总是起着阻碍和屏蔽作用，有时也可起到吸引和驱动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展示的巨大现实功能和真理力量，使长期浸泡于中国文化的知识者看到了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救国希望。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揭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19ZDA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