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亮

盘龙江水汩汩地由北向南流向滇池，几百年来从未改变，就像革命志士们的信仰，永不回头。盘龙江与滇池入湖口的东侧，就是官渡区六甲乡洪家大村。此地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却又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小渔村，也是昆明市，乃至云南省最早点燃共产主义火种的小渔村。云南早期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昆明南校场“八烈士”之一的李星垣就出生在这里。

李星垣（1906～1929），因革命需要又曾化名李炳、李兴源，昆明县南郊洪家村（即今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星海社区居委会洪家大村）人。李星垣的童年、少年成长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其父亲从洪家大村走出后，在昆明黄家庄、塘子巷一带烧窑卖石灰、瓦片谋生。由于吃苦耐劳，经营有方，又诚信待人，生意颇有起色，在塘子巷（火车南站）、黄家庄一带买了十多家铺面，自用和出租兼顾。李星垣在县立清波中学读书时，逐渐接触到了一些进步思想，心中开始萌发一些革命的火苗，为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基础。

1926年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成立后，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往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开展工作。从此，云南铁路工人运动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红年代”。1927年，已在滇越铁路南站当工人的进步青年李星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云南省特委工运委员会委员，受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委派，他与张绍楚、卫兼礼等人到滇越铁路、个碧铁路、昆明火车南站、宜良车站开展工人运动，组建了20多个秘密赤色工会，使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展开，为早期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以及革命活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9年7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引起的昆明北仓坡火药库爆炸，造成死伤者千人，无家可归者达万人以上，殃及圆通街、翠湖一带。爆炸使得昆明城北一带尽成灰烬，可谓“冷饭桥边世恩坊，顷刻华堂成丘壑”“残骸断腹模糊血，甚或灰飞散天末”。9月，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柏龄来滇，名为慰问灾民，实则要龙云坚决执行其反动的“清共”政策。在10月2日的“慰问灾民”大会上，中共昆明地下市委负责人秦美等在会场燃放鞭炮、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将火药爆炸事件嫁祸于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使王伯龄的阴谋在群众面前暴露无遗。10月4日，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下令以共产党组织暴动危害党国的罪名，将中共昆明市委负责人秦美、昆明市总工会主席田定邦，以及李凤友、李星垣、甘汝松、马登云、龙振华、马如卓8人杀害于昆明南校场，史称昆明南校场“八烈士”。

读关于李星垣烈士的有关情况，在烈士牺牲几十年后，女儿李秀珍写下来《我的父亲》，这是烈士的女儿对父亲的点滴回忆，也是父亲李星垣在女儿心中的一点点印象，这些印象是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但十分珍贵。因为烈士被捕牺牲时，李秀珍还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就这点记忆，也还是她的祖父祖母在日后的抚养过程中告诉她的。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对我们了解李星垣烈士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弥足珍贵。李秀珍在《我的父亲》中写道：

我的父亲李星垣（李兴源、李炳）曾任中共云南省特委工运委员会委员，是滇越铁路沿线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烧石灰作掩护，供应铁路沿线，在昆明火车南站、宜良火车站、开远火车站等组建了20多个赤色工会，发动和组织工人革命运动。每次离家数十天，回来时精疲力尽，晚上还点油灯写工作计划至深夜。我的祖父经常指责他，怕他做错什么事后连累了家人。他告诉祖父和祖母说：他们是为劳苦大众、为振兴中华的大事工作，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请老人放心。父亲后来又在东陆大学对面有个叫双眼井的地方租下一套小四合院房子，表面上是组织手工织袜，实际上是刊印地下救国宣传刊物。

当时祖父在世，家里算是殷实人家，但父亲的生活很简单，穿着也十分朴素，对同志和朋友无微不至的关心。当时常来家中的有田定邦，还有后来成为可耻叛徒的罗靖。因他们家境贫寒，父亲时常接济他们，留家食宿。见他们没有过冬的衣服，就把自己结婚时好点的衣服给他们穿。组织活动没有经费，他就把祖父给他的生活费用拿出来给组织做经费用。他从小懂事，聪明，待人和蔼可亲，街坊邻居都夸他知书达理，有出息。

父亲牺牲的前几天，有一个穿马裤操“两广”口音的同志来找过他，告之情况紧急要他离家，并告诉家中一定要催他尽快出走。祖父、祖母劝他出去躲躲。但父亲十分冷静，他告诉老人放心，他会安排的。就在此后几天他都连夜点着油灯清理书籍，撤掉东西、烧毁资料。那天清晨天还不亮就听到房顶有响声，反动军警包围了院子，房顶上还架着机枪。约五点多钟就是紧张的砸门声，而后是军警特务便衣闯入院内，闯入全家老小的卧室。这时父亲从容地打开了房门，制止他们恐吓亲人，从而被捕入狱，母亲也同时被特务们抓走。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父亲那发黄的照片时，脑海里便浮出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给我讲述父亲李星垣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故事。他好像一面镜子，一直珍藏在我心里，成为我这一生的榜样，成为我这一生的坚强，成为我这一生的力量！

李星垣牺牲时年仅23岁，遗体由其父领回安葬于老家洪家大村村尾农田中。沧海桑田几十年，即使在老盘龙江河道整治及高产农田改造的过程中，周边墓地全部迁离时，烈士的墓地仍然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是树立在洪家大村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一支照亮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火炬。2010年11月26日，由于滇池保护及湿地治理工程的需要，在洪家大村的部分党员、群众代表及烈士族亲庄严肃穆的凝视下、在恋恋不舍的乡情中，烈士的墓地迁移到昆明北郊龙凤公墓。

当年李星垣英勇就义时，妻子也被捕，后被释放。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再次加害，烈士的妻子有家不敢回，在外颠沛流离，后因各种原因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只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遗孤，一位刚满一岁、嗷嗷待哺的女儿李秀珍，乳名“宝珍”。可怜的孩子先由祖父、祖母抚养，由于涉及中共地下党家庭，李家遭受迫害，生意从此一落千丈。李星垣的牺牲，老父老母思儿心切、悲愤交加，加之国民党特务不断地骚扰迫害，不久，二老相继撒手人寰。宝珍（李秀珍）交由李星垣烈士的亲大哥李茂森家收养。宝珍成年后经叔伯介绍嫁给了后成为陈赓任校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学校云南分校的一位河南籍教员孙聚文，后来随转业丈夫到了河南省许昌市生活，李秀珍是李星垣烈士唯一的女儿。

李秀珍在《我的父亲》中还说道：1952年我带着两个孩子随丈夫孙聚文从解放军西南军政学校教员复员回到河南许昌，我从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回到了位于北方的许昌。冬天哈口气都结霜，夏天气温高达36度，加之生活习惯的差异，气候的不适应、语言的不通等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实在经受不住，经常整夜啼哭。我总在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甚至没有勇气活下去。这时我就把珍藏在我身边父亲的照片仔细地看，边看边哭，仿佛父亲在微笑着安慰我说：“孩子，一定要坚强生活下去！我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现在新中国建立了，美好生活必须靠你们去艰辛努力换来！” 每到这时我就振作起来，坚定了生活的信念，便得到了无穷的力量。我在豆腐坊挑过水，磨过豆腐，拉过架子车，卖过冰棍，纺过纱，织过毛衣，干过许多我从前从未干过的又苦又累又脏的活。但我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我从未找过有关部门求助，也从未以烈士遗孤的身份向任何组织和机构提出过无理要求，如果那样的话，不是违背了父亲舍身为国的初衷了吗？

旗帜的力量是伟大的，尤其是共产主义旗帜的力量！读《我的父亲》，读后令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李星垣烈士是1927年入党的，就是这一年，中国革命暂时走入了低谷，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放弃了城市斗争。一时间中国大地白色恐怖笼罩，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有的人因此脱党、有的人因此变节。而李星垣烈士，却在这种时候逆流而上，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足见共产主义信仰在其心中的地位之高，足见其信仰之坚定。虽然他仅在入党两年之后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没有尽到作为父亲抚养女儿的义务，也没有为二老养老送终。但是，他是大孝大义之人，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他敢于以一腔热血唤醒民众，其精神价值将永存于世。

烈士遗孤李秀珍，从革命家庭中走出，没有因为其是烈士子女而坐享革命成果，幼年遭国民党特务迫害，父母没了。由祖父祖母、伯父伯母抚养长大，吃了多少苦？中年为生活而奔波，受了多少罪？但她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自己是烈士的女儿，是革命者的后代，建设国家、建设家庭，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劳动，起早贪黑的工作，既是养家糊口，也是建设国家。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也体现了一位革命烈士后人的高风亮节。

新时代的我们，虽然没有了硝烟与血腥的战争，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拥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仰，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是李星垣烈士的乡里人，也是李星垣烈士的精神传承人。李星垣烈士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是云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的红色信仰都不能变，这才是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