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玉华
“她成功地推行了世卫组织推荐的药物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法，得到WHO的认可，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她连续数十年亲自深入麻风病地区，对病人进行观察研究。她对麻风病人不离不弃。”
这是《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的一段话。仅仅3句话，春秋笔法之下，大医李桓英就以朴素的方式走向了读者，慈祥、安静，如“小阳春”的阳光，天高云淡间，暖意深入骨髓。
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大医李恒英，是一束明丽的光，携人间之爱，拨云荡雾，将被麻风病蹂躏摧残得阴暗卑微的灵魂，从狭缝中拉出，重获新生，重拾尊严。
2021年，在李桓英百岁华诞之年，她荣获了中宣部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这位1946年便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的“大医”，因谦逊和低调，其知名度并不高，甚至鲜为人知，由作家杨红昆、朱镛撰写的报告文学《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以下简称《大医百年》），用散文化的语言、详实的事例以及以人物带出事件的手法，将李桓英这位毕生奋斗在与麻风病搏斗医疗战线上的仁心医者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展开《大医百年》的画卷，站在1983年的时间节点上：“1月，北京下了一场雪，雪落无声，铺白了屋顶、道路。寒冷的风吹在人的脸上，一种刺棱棱的感觉，像小刀子刮过。李桓英踏着‘咯吱咯吱’的雪地声音，登上了开往云南吐着白气的列车。”这样的叙述，生动、简洁、画面感扑面而来。
背景介绍也是层次多维度、脉络清晰如线条：62岁的李桓英此行，肩负的重任，涉及全球麻风病未来治疗方式的选择和走向。1980年，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得知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治疗麻风病的联合化疗新方法，她很关注。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在中国进行两年期“短程联合化疗”方法的实验项目。李桓英因此踏上了去云南的旅程。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虽然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称号，但有史以来，因偏僻、落后、贫穷，传染病也一直与人伴生，是无法摆脱的噩梦。鼠疫、伤寒、肺炎、天花、肝炎、血吸虫、登革热、牛痘、痢疾等重大传染病，云南都痛苦地“收入囊中”，至于令人谈之色变的麻风病，更是全国的高发区。患这种病后，皮肤溃烂、手足脱落、鼻子糜烂、对针戳或刀割痒没有任何痛感，这恐怖疾病，令人不忍目睹。
至于麻风病人的生存状态，《大医百年》选取了典型的场景——昭通镇雄天坑中的麻风村来客观呈现。这个天坑又叫大锅圈，是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的大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麻风病人，是被人用绳子编织成梯子从坑顶放进坑里隔离的，除了按时投放药品和粮食之外，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以及麻风病人悲惨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桓英的云南之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她的奉献精神以及医德仁心，由此也跃然纸上。
麻风病人会接受李桓英他们的治疗手段吗？他们信任李桓英吗？《大医百年》通过一桩桩生动事例让我们看到了李桓英身上“大医”的情怀和真挚的爱。尽管麻风病人与人之间的传染率不高，但是跟大批患者密接，被感染的风险呈几何比率上升。不过李桓英没有退缩，她跟患者同吃同劳动，用自身的行动打消患者的顾虑，将医疗科技的阳光洒进患者的心田。专业方法跟人间大爱结合的力量取得了治疗效果，在两位作家的笔下，李桓英用行动说话，成功完成了属于世界级的杰出贡献，1994年，其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惠及了更多的人。
李桓英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她在前人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探索精神，改变了世界麻风病的现状。
1983年，李桓英率先用两年期“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西双版纳勐腊的曼南醒麻风寨，进行我国首例现场防治试点，经两年的努力和之后的10年监测，短程联合化疗取得完全成功，1985年该疗法在云、贵、川三省全面推广，得到WHO的认可，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各国推广。
李桓英连续10多年亲自深入麻风病地区，对接受治疗的病人进行观察研究，李桓英极力支持对麻风病人应该开放，实行院外规则治疗，在治疗中正常就业、就学，使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来的20年时间，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多次请国际专家授课，为基层培养了大批麻风病防治骨干。经她为云、贵、川地区申请与世界卫生组织协作项目治愈的麻风病患者达一万多人，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1%）。1999年，中国98.6%的县（市）消灭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完全成功了，取得了世界级水平的成果。
李桓英没有辜负前人的心血，敬畏生命的价值，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她首次提出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以世卫组织的名义，在世界范围推广。正如中宣部授予她“时代楷模”的决定中所说的那样：“李桓英同志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她对党忠诚、热爱祖国，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卫生健康事业；她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她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大医百年》也让我们警醒，面对形形色色的病毒，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病毒总是以各种方式踞伏在人类身边，一旦有机会，便肆意暴发，从而荼毒人间。
正因为如此，李桓英这类拯救病人于水火的“大医”是不能被遗忘的。当然，与病毒和传染病搏斗，李桓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医百年》里，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在传染病战线上奋斗的中外著名“大医”，如一直在中国行医，四次到云南开展性病调查，培训和指导性病、麻风病防治工作的马海德；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被誉为世界“衣原体之父”“中国疫苗之父”的汤飞凡；他和他的团队在昆明西郊花红洞山上研制生产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被人们尊称为“中国病毒学之父”的顾方舟；还有60多年来，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等等。
这些伟大的科学工作者、仁心大医，在人类与病毒、传染病的搏斗中，筑起了一道道坚实的墙壁，跟他们比肩而立的李桓英，也同样熠熠生辉。这些光，注定要穿透黑暗，为人类健康带来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