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峰

文人，都有一种书房情结。在小家屋檐之下，享受了人间温情、世俗烟火之后，书房，常常成为心目中一个好的去处。

文人书房里，书桌是必不可少的。或简陋或精致的书桌，可以供人读书、写字、作画，甚至在它面前沉思。一张桌子能被当作书桌，是一种幸运。“桌”最早为“卓”，有高而直立之意。在古代起居方式还处于“跪坐”与“盘坐”之时，为宜于手臂的活动，书桌的高度还较矮，桌面短而窄。到了唐末五代，起居方式转变为“垂足而坐”时，书桌随之逐渐变高、变长、变宽。古代有书桌、画案之分，书桌附抽屉，画案则没有，是站着作画时所用。

古代文人的书房，书桌之上少不了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以及相配套的笔筒、笔架、砚滴、水盂、笔洗、镇纸、香炉、印盒、印章等。文房四宝中有一宝是砚台，别名润色先生，颇有书香味。南宋陆游则将“文房四宝”称作“文房四士”，并有诗为证：“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在宋代，笔墨纸砚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中国古代文人除了吟诗赋文以外，基本上都是能书又能画之人，所以他们一生之中都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样东西。

中国古代文人互赠礼物，大抵就是具有雅致意味的文房四宝。一物一心，雅趣共赏，心意转换，勾连着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愫的表达。《红楼梦》第十四回中，就连向来不问人情世故的黛玉，自苏州老家回到贾府时，也不忘把从苏州带来的“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

对现代文人而言，书房里若是没有一台可资使用的电脑，若是没有网络覆盖，那是说不过去的。可以说，书房配置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经历的文明与沧桑，它是一定历史时期鲜明的文化符号。

书房，就是一个与书香、与文化知识关联的场所。一个真正的文人，不仅在书房里藏书和读书，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付诸于文字，而后奉献给更多的受众。可以说，书房是一个灵魂栖息与走动的地方，是一个淬炼思想火花、将思维世界的东西演变为文学作品的地方。

文人的书房，形形色色，韵味无穷，不仅是文人思想的栖息地，更是一个可资触摸且舒张自如的精神世界。其相应的布设，蕴含了一个人的喜好，也沉积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它寄寓着文人的内在诉求、修养情操，也溢出传统文化恒久的暗香。

文人的书房，其情趣和品位，因人而不同。刘禹锡为自己的书房写有《陋室铭》，这一个“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书房，成为许多读书人向往羡慕的去处。但刘禹锡潇洒飘逸、不慕名利的背后，却是三度搬迁。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陋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只是因为刘禹锡自身的原因，这“陋室”才显得丰姿绰约，大可回味。蒲松龄书房，名为“聊斋”。相传，他在创作《聊斋志异》时，为搜集素材，常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须到此讲讲故事、传闻，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一旦听到有用的材料，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他的书房名“聊斋”也因此而来。鲁迅性情严谨，处事细致，其书房特别整洁有序，20世纪20年代，鲁迅支持学生运动，被反动文人诬为“学匪”，因此，鲁迅把其寓居北京西三条胡同的书房，取名为“绿林书屋”，以讽刺反动文人的别有用心。徐志摩的书房充满浪漫情怀，其夫人陆小曼原名“陆小眉”，他出于爱恋之情将新居书房定名为“眉轩”，又寓有“举案齐眉”之意。

文人的书房，是文人的心之所属，心之所安，心之所在。陈子善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希望拥有一间书房，哪怕只是斗室、陋室，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属于过分的奢求。因为书房是他与中外先哲今贤心神交会之处，是他的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也是他的自由精神得以休憩的理想场所。”的确，于真正的文人而言，书房是必需的，一为读书，二为写作，得一专门环境，就可以进入潜心读书、潜心写作的生命状态。

大凡爱书、读书、写书之人，都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想书房。能够静下心来，在那里看书，遐思，编织心情故事，在文字构架的世界寻找生命的真谛，寻求生活的乐趣。拥有一间充满书卷气与时尚生活气息的书房，于文人而言，该是多么温润暖心的美事幸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