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明松

胡正刚是一位文学“苦行僧”，一位旷野上的独行者，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交付给无尽的行走和大海捞针式的田野调查。从诗集《问自己》、非虚构《丛林里的北回归线——云南特有族群及原生文明田野调查笔记》，再到新作《南山行》，胡正刚的作品中始终存在一个风尘仆仆的行者形象，在广阔的大地上凝神远望，跋山涉水。在之前的写作中，他的足迹遍及云南各地，西双版纳、红河、临沧、保山、昭通……一幅幅壮阔而细致入微的山水人文画卷在他笔端缓缓展开。到了《南山行》，胡正刚有意缩小了行走区域，以驻村所在地大理巍山为书写对象。这种“缩小”，是作者主动把视野和心力凝聚在一处，如同挖矿一般，沿着矿脉持续掘进。通读《南山行》，能够感知胡正刚创作风格的延续和转变。

《南山行》分为《驻村记》《西河志》《热血吟》三个篇章，既相互独立，又互为依存，可以视为作者对写作技艺和审美空间的理解与构建。在《驻村记》中，作者主动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乡村群像，呈现出人世的艰辛与坚韧。

在《西河志》的写作中，胡正刚综合运用文献整理和田野调查等方式，梳理和还原了“红河源”的发现与确认过程，其中特别写到地理学家徐霞客和柴枫子——除了关注写作对象的行走和记述，作者还努力贴近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状态。徐霞客踏勘红河上游区域时已经52岁，久病成疾，“头面四肢俱发疹块……时时有蠕动状”，他拖着病体完成了那次地理考察，修正了前人的错误认知，确认了红河与澜沧江是两条彼此独立、互不交汇的水系。离开红河源后，徐霞客前往鸡足山，留居山中修志期间，他一病不起，丽江木氏派人将他送回江苏江阴老家。次年，徐病逝于家中。柴枫子是当代人，他通过艰苦卓绝的行走、踏勘，明确了红河上游正源，确定了红河源的具体位置。在红河源头树立“红河源碑”后，柴枫子从红河源头启程，沿着红河干流进行了一次全程徒步，在行走中升华提纯了生命。胡正刚也是一位行者，他用诚挚的行走和写作向前辈致敬，数次走完了全长70公里的红河巍山段（西河），不断接近西河的内核，感知西河的气息。

《热血吟》同样可以视为胡正刚对先辈的致敬，是他朝着写作对象内心世界跋涉的一次精神之旅。陈佐才情操高洁，既是明末孤臣，又是遗民、隐士和诗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游移不定，是一名视死如归的勇士。《热血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陈佐才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厚重而丰饶。

作者经由具体的创作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客观与虚构相互交融的结果，显现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的观照和内心世界的审视。胡正刚在巍山驻村两年，亲身参与了生活现场，他认真选取和处理文学素材，严格恪守文学标准尺度。他在后记中坦言：“我的写作对象都曾进入过我的内心，并引发过我心灵的震颤。”

为了感知人世起伏，他一次次与村民促膝长谈。《驻村记》是作者对现实题材进行文学化处理的探索，他以所见所闻的人物和事件为素材，人物形象真实饱满，立体可感。为了探究河流始末，他耐心查阅文献，沿着河流入深山、出邻县，在《西河志》中随处可见翔实的史料和作者切身的感受。史实与传说辉映，现实和历史交融，一条富于自然和人文气息的红色大河如在眼前。为了梳理陈佐才的人生经历，深入其精神世界，他不仅熟读陈氏诗文，而且多次探访其生前的隐居地是何庵和死后所葬的石棺墓，采访陈氏族裔，收集了大量素材。

胡正刚长期坚持诗歌和散文创作，语言敏锐而富有张力，他将写作对象浸润在饱含深情的文字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阅读《南山行》，可以藉由文字走进胡正刚胸中的山水和人世，亦会邂逅一位苦心求索的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