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对于恋爱、结婚、实现理想这些事，的确让年轻的聂耳很纠结，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marriagegrave(结婚就是坟墓)”，聂耳想着的是远大的理想。

1930年7月初，19岁的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因他在校参加学生运动被人出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于7月10日离开昆明，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到上海的“云丰申庄”去当店员。决定出走之前，聂耳约袁春晖在玫瑰田边见面，倾诉爱情，描摹理想，聂耳说，将来做一番事业后，一定会回来迎娶袁春晖的。两个人在依依惜别中度过，但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见面，竟然会成了永别！

到了上海，聂耳一直挂念着在昆明的“小三晖”，他给袁春晖写信，也给张庾侯写信，随时关注着袁春晖的情况，当得知袁春晖在昆明第五小学教书并开始有微薄收入了，他十分高兴；他曾写信给袁春晖说，等自己积攒了一笔钱以后，要把她接到上海学习音乐，不要让她的音乐才华白白浪费了；他把从袁春晖那里要来的干缅桂花，一直带在身边，夹在书中，因为一嗅到缅桂花的清香，他就会想起袁春晖——小三晖、“吹吹灰”，想起美丽的昆明故乡……

在上海，聂耳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云丰申庄”离职，考入明月歌剧社，又离职，到北京找工作，重回上海，就职“联华”，再离职，进“百代”唱片公司，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在追寻梦想的人生轨道上前行，但他始终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恋人袁春晖。两个人鸿雁传书，倾吐思念，有时还寄上彼此需要的东西。聂耳还给春晖“小舅”张庾侯“张二哥”写信，从旁了解袁春晖的情况。这几年，聂耳在上海和北京，几次见到了春晖的好友陈钟沪、表妹李家珍，见到了彼此的好友廖伯民，甚至有一次，他居然在上海碰到了逃婚出来的袁春晖姐姐袁令晖夫妇……然而，对于与袁春晖的婚姻问题，他始终没有下决心解决。他深爱着他的“吹吹灰”，却又一直纠结着，该怎样处理与她的关系，他在1932年的日记中写道：

二月二十八日。很想念“三人”，前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么快乐地玩。

四月六日。想到“三人”，当然很够回味。

五月三日，不写“三人”的信，总觉心不安。也只是有心写了她的一封，别的再也提不起兴趣来写。

五月十七日，说到真正的能同走一条路，同一思想行动，还是我的“三人”好。好久没有接她的信，不知她还是以前的思想吗？今晚接由上海转来的她的信，安慰了许多。

六月十五日，昨晚三点钟才睡，给“三人”写信，要她勇敢地出来。

六月二八日，接母亲亲笔写来的信，她谈到我的婚姻问题，她想去问问“三人”家。

这里的“三人”指的正是袁春晖。

恋爱中的彼此都是敏感而多愁的，聂耳与袁春晖也不例外。聂耳在上海明月歌剧社和联华影业公司工作期间，和一些女演员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个性开朗活泼，又乐于助人，所以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耳朵先生”是一个“开心果”。但一些上海娱乐小报开始“八卦”了，把女演员王人美说成是聂耳的女朋友，还登了照片。张庾侯看到后写信来问，聂耳回信说：

“二哥！用不着秘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秘密的地方，听我细细道来吧。我叫她：‘德来西士特尔（Dry sister，即干姐姐）’，她叫我：‘德来不拉凡（Dry brother，即干弟弟）’。由此，你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一个关系！干姐弟也。她待我和她的小弟弟一样，而我也仅觉得她像我的姐姐。……她和我毫无拘束地谈、笑、打架、吵嘴、翻脸、讲和，一块儿看电影，一块儿吃饭，这便是我们的最高友谊。”

“我希望你有好些事不必神经过敏。老实说，我现在所爱的人只有小三晖（袁春晖）。我不管她怎样‘人小心大’，‘用情不专’等语，我总觉得她也一样地爱着我。”

张庾侯在一封给聂耳的书信中不经意地提到：最近袁春晖与聂耳的一位朋友李奂若走得比较近，关系比较亲密，聂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接庾的信，提到春和奂的一点闲话，我看了很少会起作用，这不是和她隔离了这么多年而冷淡的缘故，实在是我深信她绝不会有十分过火的行动。我想她也是一样地相信我才敢这样，在她，不见得是件稀奇事的。”虽然这么说，其实聂耳是十分在乎的，他因为这件事而心情不好，以至于没有去参加当天晚上“联华”组织的隆重的圣诞晚会。

聂耳一生给女友袁春晖写过上百封信，光从现存的《聂耳日记》中可以见到的聂耳与袁春晖通信的记录，就有近20通。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袁春晖一直珍藏的聂耳书信以及聂耳赠她的“皮四狗”玩具，都在轰炸中被毁。如果这些信件能幸存至今，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对恋人更加生动的恋爱故事。

1933年初，22岁的聂耳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经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赵铭彝、田汉介绍，“左联”负责人夏衍监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每天忙于音乐学习与创作，忙革命工作，一支支革命歌曲诞生，聂耳还串演了不少左翼电影中的各种角色，几乎没有时间来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了。

然而，革命青年的聂耳依然在心中保留着袁春晖的位置，1934年11月24日，他在给张庾侯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莺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问题……1.我觉得莺是最了解我的一个了。她知道，我们过去的恋爱完全是建筑在思想上面的，我们虽然离开四五年了，虽然断绝音信一二年了，但是假如我们的思想仍是一致的，相互间个性的了解仍是如从前一样，当然，我们还有继续恋爱下去的可能。2.在从前，她和我都有着同一个恋爱观念，至于你要鼓吹订婚或结婚，我想还不是急于要解决的事，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很快地去做‘子女的忠实牛马’？……”

其实，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袁春晖那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张庾侯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只是，他很想看到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的理想与现实往往落差很大。聂耳与袁春晖的爱情关系，尽管袁春晖从未向家长正式讲过，但家长还是知道的，从“门当户对”的旧观念出发，她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对此一直持有异议。只是由于袁春晖的坚持，她母亲没有办法。袁春晖的姐姐袁令晖几年前的婚姻，也受到了母亲的干涉，非要她嫁给云南石屏县的一个富商子弟，袁令晖坚决不从，最后与心上人双双离家出走，去了省外。对于聂耳与袁春晖，既然袁春晖坚持，母亲和家人也不敢太加干涉，否则又要出一次“袁令晖事件”。

但到了1934年冬天，聂耳与袁春晖的恋爱关系却迟迟没能确定下来。整日为革命而奔忙的聂耳又如同断线的风筝，一直千里迢迢在外飘荡，几年没有音讯，不知何日才是归期？最后，袁春晖只好屈服于家长的意志，与一个进步的青年商人结了婚。

袁春晖结婚的消息还是让聂耳知道了，他很痛苦。但也只能把这份情愫深深地埋在心底，他把当年从袁春晖那里要来的干缅桂花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直到一年后他不幸在日本鹄沼海滨遇难，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还发现了不少他从昆明带去的缅桂花瓣，那些花瓣清香依旧……

聂耳的骨灰被带回昆明，安葬在他生前非常喜欢的西山上，那一年，新婚不久的袁春晖参加了安葬仪式，自己曾经的恋人成为了享誉国内的青年音乐家，她的心中是充满自豪的。命运多舛，袁春晖的丈夫，一位进步的工商业者，在1957年被错划了右派，1967年重遭浩劫被迫害致死，几经磨难，袁春晖也成为了一位疾病缠身的老人。1978年，西山聂耳墓举行迁葬典礼，袁春晖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聂耳的生前友好都应邀出席了典礼。

1985年10月，首部《聂耳全集》在北京出版发行，听闻袁春晖还健在，云南省歌舞团团长、著名导演徐演专程赶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拜访她。年已73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的袁春晖老人躺在病床上，当讲起聂耳，她仍然非常激动，她讲起了当年与聂耳同演《雷雨》的往事。那时，安排聂耳演鲁贵，聂耳于是去请袁春晖出演四凤，袁春晖不乐意，他对聂耳说：“我才不和你演这个隔着辈分的角色哩，要演，就演我们俩般配的角色！”老人说，这是一段她发自内心的直接表白，那个时候，聂耳的脸红了起来，他低下头笑了起来，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