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华
“这是近年来研究古滇人流变的创造性成果，将古滇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著名历史学、民族学教授林超民先生对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寻觅滇人的足迹——滇池东岸古村落调查》一书作如是评价。
20世纪50年代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出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神秘古滇国的存在。而后，学界和相关人士对创造了辉煌古滇青铜文化的古滇国和古滇人的探寻一直没有停止。20世纪90年代云南青铜器在欧洲6国展出时，时任德国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郭乐知对大理崇圣寺三塔文物发掘者即本书作者邱宣充提出了“古滇人的后裔是否还存在，他们去了哪里”等问题。当时无法作答，跨越30多年的问题，却一直萦绕在老先生的脑海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早期考古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邱宣充经过数十载沉淀和近3年对滇池东岸50多个古村落的调查，以及对古滇文化时期、爨文化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元明清时期的滇池东岸和昆明东郊古驿道调查研究，终于在他的收官之作《寻觅滇人的足迹——滇池东岸古村落调查》（以下简称《寻觅滇人的足迹》）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古滇社会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古滇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文化因素，依然顽强地传承给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成为当今滇池东岸许多古村落中的文化基因。宝象河流域分布的彝族撒梅人和马料河流域分布的撒马都人均是古滇人后裔。至汉以后，他们的祖先与汉族高度融合，成为滇池东岸的土著民族。而当时作为统治民族的越人，显然已迁移，迁移的方向在今晋宁、安宁八街、新平漠沙等地均有线索，有待后人的探索。
结论的得出，基于滇池东岸彝族支系撒梅人和撒马都人的传统文化与古滇文化的关联，主要反映在虎崇拜、祭龙礼仪和祭天礼仪三个方面，以及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
一、以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为代表，古滇人把虎作为攫取财富和守护财富的神物，而现今撒梅人和撒马都人依然把守护村寨的石虎称为财神，把住房屋顶上的瓦猫作为家庭的保护神，把虎头帽和虎头鞋作为儿童的保护神。其间明显存在历史的渊源关系。
二、官渡羊甫头古墓群出土的漆木雕木祖，一方面证实了漆木器的制作技艺来自中原的楚文化，同时旁证了庄蹻王滇的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出土的漆木雕木祖是祭龙礼仪中的一种祭品，祭龙之前先要祭猎神，这些带动物装饰的木祖就是祭猎神的祭品，这在同属西爨白蛮的弥勒市彝族阿哲人的祭龙礼仪中得到了印证。
三、将晋宁石寨山1956年第20号墓出土的祭祀贮贝器与今官渡阿拉彝族乡小高坡村撒梅人的祭天礼仪相对照，说明古滇人的祭天礼仪与农业崇拜有关，而小高坡村撒梅人的祭天礼仪与古滇人的祭祀礼仪一脉相承。遗存主要反映在阿拉乡各村都有一座祭天山，以及祭天返村后的天灯柱等遗址。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主要表现为：“陂池”的存在；至今流行在滇池东岸古村落的草墩的外形与铜鼓的形状相似；民间乐器“阿乌”及小吃“脆麻角”的形状与古滇墓葬出土的铜爪镰形状相似等。
《寻觅滇人的足迹》全书分调查篇和研究篇两大部分，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色及价值。
一、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用动态的社会学调查阐释静态的考古学资料。西南是多族群、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考古文化多由这些民族的先祖创造……因此，西南考古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族考古。通过民族考古学等“中程理论”来帮助解读考古遗存，可以说西南地区在中国考古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书中的调查与有史以来关于古滇文化的各种典籍记述互为印证，在实地调查研究中推陈出新。书中对滇池东岸每一个古村落的调查都认真踏实、细致简明、客观准确，语言平实、叙事精练、笔调清新，堪称文物调查的范本，从中可见作者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
二、对考古学研究颇有启发。保护、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作者认为，在云南“让文物活起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文物的研究要与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读懂考古学这一部地书。将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存中古滇文化因素与彝族撒梅人和撒马都人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照比较研究，正是作者取得突破的原因之一，这对当代考古学研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作为云南考古奠基人之一，作者对孙太初、张增祺、蒋志龙、闵锐、杨帆等云南考古学发展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几代专家学者给予极大肯定，并表达了对后继者们取得更大成就的深切期望。
三、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重大。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它以中原地区的文化为主体，与周边许多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我国西南地区分别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和石寨山青铜文化就是多元文化中的佼佼者。历史上云南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有力证据在书中可谓处处可见。汤池涌金山万福寺土主宝殿中供有白族英雄段宗榜（南诏西征骠国、师子国的主将）的塑像；普照村小庙供的关公像上塑有虎头；在彝族撒梅人中传播的道教又称“西波教”，传播的道教彝文经典称“西波经”；撒梅人崇拜虎亦崇拜龙，典型的彝汉文化交融象征……
在研究篇中，作者以“古滇文化时期”“爨文化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和“元明清时期”滇池东岸滇人历史演进、社会变迁历程展现了诸族相互依存、互相包容、交流融合，共同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对认识从古滇人到今云南人的交流、融合、凝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极大的社会意义。
怎样让文化赋能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云南作为旅游文化大省面临的现实问题。《寻觅滇人的足迹》中对50多个古村落的调查研究，对于实现滇池周边旅游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和保护中发展，从而使昆明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晋宁区作为贝丘文化遗址最多的地方，对贝丘文化遗址的重视、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呈贡区乌龙铺村、海晏村，官渡区大板桥镇、高坡村、高桥村，基于其历史文化价值，应该推荐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或名镇；在保护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基础上，打造遗址公园，与国立艺专公园呼应，形成“两核一轴”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对滇池周边村落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行全方位、多形式的介绍、宣传。如白土村小老爷山土主庙、三瓦村祭虫山公园体现彝汉共融的民族文化和相关民俗活动的介绍推广；汤池老酱、七甸卤腐为什么有名，汤池除温泉、烤鸭、老酱外，作为古驿道重要站点的诸多历史文化遗迹更要推广宣传；滇京、滇桂、滇越几条古道的沿线历史文化旅游线路综合开发……
只有把促成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民族文化基因深植于经济发展中才能凸显特色，实现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例如当前的网红打卡地海晏村，普通大众只知道它的落日余晖海景之美，却不知道它与呈贡区乌龙铺村一起，是目前昆明滇池东岸保存土木结构传统民居最多的两处古村落。海晏村保存一颗印传统民居众多，并完整保持了村落的主体格局和街巷，该村尚有多处土木结构一颗印传统民居以及寨门、寺庙等遗存。瓦角村却是传统的土木结构民居转化为砖木结构传统民居最为典型、最为完整且适宜人居的地方……
作者以一名老考古专家的视角，对3000多年来滇池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宗教、建筑等进行了梳理。基于“古代交通沿线的城镇馆站是在古代交通沿线传统村寨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实，图书最后对“滇京古道”“邕州古道”“安南古道”的碑记（如滇阳驿堡夫置田碑、板桥驿剔除苛派碑、禀复滇阳堡夫碑等）、路面等进行文字整理和文献对照，使我们对云南历史上通京（北京）、通桂（广西）和通越（越南）的交通路线有了古今比对，对沿线村镇的历史文物、风土民俗有了更深远具象的认识。这些内容对有心人而言，可谓随时埋线索，处处见宝藏。
云南晋宁河泊所考古发掘是近些年古滇文化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邱宣充指出，在云南晋宁区发现贝丘遗址数量最多得益于 2008—2010年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员与美国密歇根大学联合进行的考古调查。而今年5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年度原创大展“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则汇集了中国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省市32家文博单位馆藏的294件（套）铜器、金器、玉器、海贝等精品文物，共同讲述了中国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演变格局。
从上述可见，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和云南古滇青铜文化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在考古界的跨国界、跨区域交流合作，可以更好地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具体到文化宣传和文旅发展等领域，除学界的协同研究外，是否可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于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通过系列主题的策划和相关产品链的开发，充分利用AI等高科技，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实现跨区域、跨国界、跨领域的合作交流和协同发展。
《寻觅滇人的足迹》封面采用的是上过“国家宝藏”节目的滇青铜文化代表作——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的图案。这件国宝级文物为束腰圆筒形贮贝器，腰部两侧各饰一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逼真生动。器盖上四牛环绕，健壮有力，骑士身着佩剑，全身鎏金，耀眼醒目。设计师对图片进行了再设计和加工处理，使之更好地凸显古滇文化中虎崇拜和牛作为财富象征与图书主题相呼应的效果。封底则是作者在海晏村发现的一处原生态贝丘遗址图片，寓意深远。从而实现了图书内容和形式一体的主题凸显。有史以来，文字的记载、传承和考古相辅相成。当下，文化宣传和考古界、学界的互动交流和研究成果应该渗透到更广泛的百姓生活中，通过各行业协同作业，实现云南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助推新时代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