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杉 刘佳璇

人的生命存在，离不开对生存意义的探寻。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生命写作”的创作构想和理论框架，对我们思考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从相关论述看，生命写作是作家以自我和他者的生命历程为表现对象，思考记忆、情感、身份等生命经验问题的写作类型。生命写作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类存在的“物”。胡性能的《生命书》（原载《天涯》2023年第5期）便是一部堪称典范的“生命写作”作品。作家基于参观澄江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的体验，回顾了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讲述了人与万物的关系，从而深入思考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

重读《生命书》，笔者不禁联想到巴迪欧的《何为真正生活》一书，二者的共同特征在于思想层面的透彻性。作为哲学家的巴迪欧在探讨生命的真正意义时，不是孤立地谈论个体问题，而是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视野，分析个体生命价值的建构，因此，他的讨论具有透彻性。同样，文学在书写人类生命的境况时，只有以人类之外的“大环境”作为参照，才能揭示出人类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生命书》从生命存在的“大环境”出发，探究人与“非人”的存在物的伦理关系。作家将人与自我、人与他者的生命伦理关系等问题置于地球生命史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体现了对生命意义思考的通透性。

生命写作源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探索欲。《生命书》以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句“我们生活过的刹那/前后皆是暗夜”作为题记，切入生命写作活动，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将原诗句“人生苦短”的“存在论”主题转化为人类认知自我的限度这样一个认知论主题，他说：“人类一直试图穿过时间的黑幕，看到自己的源头，看到格拉丹冬雪山上的那滴水。但时间的大雾弥漫，人类身后的时光也一片混沌，有时他们仿佛看见了什么，但定睛一看，却又什么也没有看见。”不难发现，佩索阿诗句中的“前后皆是暗夜”对应的是人类认识自我和生命的有限性。接着，《生命书》以历史叙述的形式，回顾了中外不同代际的科研者探索生命历程的戏剧性故事，展现了人类探索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不竭动力。20世纪以来，人类对生命起源的探索虽有诸多重大突破，但是仍然存在不少未知的谜题。因此，胡性能指出：“生命之书的破译无比的艰难，它是那样的晦涩难懂，似乎每一行文字都是摩尔斯电码写成的。”在内容上，《生命书》揭示了人类探索生命的动力与限度所在，凸显了人作为“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的真正价值。

《生命书》生命写作的价值在于：现代性观念的反思与未来生活道路的哲学重构。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源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现代性是人类进入“现代”历史时期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伴随着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人祛除了自然本身的“神性”，并高度弘扬自我主体性，将“人”放置于世界万物的首位，这便是现代性在思想观念层面的体现。现代性观念简单化地处理人与“非人”的存在物的关系，加剧了人与“他者”的冲突，带来了诸多严重的后果。因此，生态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便是现代性批判。与同类文学相比，《生命书》从地球生命史的维度进入现代性的反思，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在参观过程中，胡性能发现，澄江古生物博物馆中的奇虾曾是“地球霸主”，然而它的身影在今天早已荡然无存。相比之下，低至尘埃的蚯蚓在地球上得以延续，他指出：“我很难判断五亿多年前在生命舞台上频频亮相的动物，包括今天主宰地球的人类，谁才是生命的强者。”同时，他认为：“不要以为自己成为地球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就可以随心所欲。”可见，重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命伦理关系，亟须反思。对此，作家提供的基本思路是将动植物视为人的“亲人”来呵护，学会善待其他生命，善待人类自己，保障人类的生命延续，这对重建人与万物的生命秩序，颇有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人是文学书写的主体。即便是以动物、植物、森林、河流、海洋等“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为题材的生态文学，在表现人与自然的过程中，着眼点依然是人的现实利益。人的个体生命，具有两种基本的书写形式。一是着眼于外部世界，以史学写作的形式记录人的生命活动。二是进入人的内在世界，写人的记忆、思想、情感等因素组成的精神世界。第一种写作属于传记文学，第二种写作被命名为生命写作。在当前社会功绩至上、效率至上的时代洪流下，生命写作作为一种“沉思型”的文学，有助于促进我们对生命内在问题的理性反思。《生命书》的启示之处在于：作家在书写人的生命存在时，不能仅仅关注“人”本身，还要将“人”之外的“他者”纳入到考察视野，借助“他者”的生命历程和生命经验来思考人的生命意义。总之，作家是从人与万物的关系，思考人在大地上的位置，以及真正的生命意义所在，赋予作品灿烂的思想之光。